陈恒 | 亚美平台官方（中国）有限公司世界史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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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教授
知识是人类认知的成果，它“是历史地成长起来的，是无数人类个体的各种文化活动的结晶物”。知识借助一定的语言形式，或物化为某种劳动产品的形式，可以交流和传递给下一代，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历史知识就是这种意义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给人们带来的认知，这种认知有助于诠释证据，它永远涉及时间、时间的间距，即此刻的某个时间与往昔的某个时间的距离，并试图探寻其中的意义。围绕这一主题，笔者试图探寻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历史知识在人类知识中的地位究竟如何？第二，形形色色的世界史理论背后都有价值追求吗？第三，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家？
历史知识在人类知识中的地位
农业经济时代后期，欧洲每年出版图书约1000种，一个世纪才出版约10万种；工业经济时代，欧洲每年出版图书超过10万种。世界上第一本科技期刊出现在17世纪60年代，1750年世界上只有10种期刊；而在工业经济时代，大约每过10年，科技期刊数量便增加10倍。有人估计人类知识总量在工业经济时代每10年翻一番，在知识经济时代则每5年翻一番。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的30年间，全世界发表的论文数量超过了此前历史上的总和。但是，历史知识在人类知识中所占比重却呈下滑趋势。当前中国大陆各类杂志有近万种，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组织评定的CSSCI来源学术期刊567种，其中历史类仅30种，历史学类学术杂志比例并不高。
为什么历史知识在人类知识中分量越来越少？历史学家对决策的影响似乎越来越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总体来看，在人类文明早期，历史著作尤其受重视，满足了彼时人类的好奇心。到历史学专业化、职业化的19世纪，可以说达到了影响力的顶峰。而到20世纪，历史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影响，无论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抑或是历史知识对人类解决问题的实用角度，还是从对政治的影响来看，都呈现出下降趋势。当下的专业史学家之所以感觉历史学还很重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专业爱好造成的误解，只是一种自我感觉。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学的作用越来越小，但并不是历史学不重要了，而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著述已经被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化的其他知识领域取代了，历史著述的表述也越来越蕴涵着某种价值取向，且越来越与意识形态相关了。
形形色色的世界史都有其价值寄托
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这个术语从来都不是一个有稳定指示对象的示意词。它含有多种不同名称的语义和分析模式，其中一些以其悠久的学术传统为荣，另一些则仅在最近时期才得到明确认同。这些名称包括普遍史、比较史、全球史、大历史、跨国史、联系史、交织史、分享史以及其他一些名称。世界历史与所有这些名称不同程度地交叠在一起。
世界历史名称的变化不仅反映着时代的变迁，更折射时代的趣味、精神与价值。民族的、国家的、区域的、世界的，它们的历史都受民族记忆与时代需要驱动。近代以前各民族的“世界史”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区域史，超过特定边界的历史记述基本都是一种历史的想象，不具有学术性。但地理大发现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不乏各种世界史理论，普遍史、世界历史、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全球史等，都可以纳入世界史的范畴，这些都是历史学家为解释所属时代现象而提出的理论方案。
如果不考虑古典作家希罗多德、波里比阿、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以及奥古斯丁、伊斯兰世界的伊本·赫勒敦等人的著作，在欧洲，自博叙埃的《论普遍史》（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1681）起，各种世界史编撰层出不穷，试图证明历史是线性发展的、不断进步的，是上帝意志的不断呈现。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杜尔哥说：普遍史包含对人类一系列进步的思考和对引起这些进步的原因的仔细探究。随着时间流逝，新的民族出现了。在各民族不均衡的进步过程中，被野蛮人包围的文明民族正在征服或已经征服了他们，并同他们混居在一起。无论后者是否受到前者的艺术和法律的影响，也无论征服者是否使蛮力屈服于理性和文化的帝国，野蛮的范围都在逐步缩小。启蒙时代的伏尔泰撰写《风俗论》对这种神学史观进行猛烈抨击，对后世的世界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在欧洲的启蒙时代, 伏尔泰、孟德斯鸠和莱布尼兹都努力去了解波斯和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 并且尝试着把它们融进更广阔的世界史视野中。”美国政治哲学家沃格林指出：“全面解释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观念在1700年以前并不存在，而对新世界的适应和进一步接触亚洲文化将成为创造这种观念的一部分。从此历史学逐渐迈向职业化、专业化，涌现出一批伟大的历史学家，在19世纪尤其如此。
伏尔泰《风俗论》
伟大历史学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善于解释往昔世界，回应人类的各种问题。麦考莱、卡莱尔的浪漫主义史学，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巴克尔、泰纳的实证主义史学，德罗伊森的历史主义史学，其他如历史的辉格解释、作为文明的历史、自下而上的历史等，无不试图构建世界历史的解释体系，无不借助历史学为政府服务，无不拥有自己的理想寄托。柏林大学的特赖奇克（Heinrich Treitschke，1834—1896）认为，支持祖国就是他写作和教学的动力，他美化德国战争行为的演讲得到学生和军官的欢呼：没有战争就没有国家。我们所知的一切都出自战争，由武装力量来保护国家公民仍是其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因此，只要存在多个国家，战争就会持续到历史的终结。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世界三部曲中明确认为西方的历史学是为国家服务的：“欧洲在发明了历史学家的职业后，便用历史学家为自己效力。欧洲自己的来龙去脉既已弄清，就随时准备提供证据和提要求。”
就已经出现的各类世界史而言，能影响一时的世界史都是“世界”帝国的历史学家书写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种权力主要掌握在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手中，“二战”后就逐渐让渡给美国了，成为传播美国文明的一种工具。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历史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学术乌托邦，是高贵的梦想、彼岸的真理。
可以说，“二战”以前的世界史著述都是进步主义观念下的产物，不过这种观念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破灭了。带有目的论的进步史观逐渐被取代了，新史观重视“社会空间”而非“民族国家”，强调人类的“互动”“过程”、一个随时间推移而持续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最初在不同的地区而经历不同，但最终把全球各地的民族及其传统联系起来。这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恩格斯指出：“18世纪是人类从基督教造成的那种分裂涣散的状态中联合起来、聚集起来的世纪；这是人类在走上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所走的一步……在历史学方面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时我们第一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编纂著作，它们固然还缺乏评介并且完全没有哲学上的分析，但毕竟不是从前那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历史片断，而是通史了。”当下的关键是中国史学界能提供什么样的世界史解释理论、解释体系、解释框架。
解释权就是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尺，就是文化的定价权。我们能否获得解释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解释权，我们的解释又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别人自愿接受与信服，这是文化软实力的真正表现、大国的内在本质。可见，衡量一国历史学是否发达、是否有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培养出多少能构建历史解释体系的历史学家、有思想的历史学家、有世界眼光的历史学家。
恩格斯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家
有什么样的历史学家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作品，也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国民品质，因此历史学家的责任与使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在可见的未来仍难以摆脱民族—国家这一思维模式。历史发展总是螺旋式的反复，比如在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大家都对全球化充满信心，人流、物流、财流、智慧流等都畅通无阻，全球化势不可挡，但瘟疫突然使这一切凝固了，似乎一夜之间又回到了19世纪的民族－国家时代。世界史编撰似乎也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官方强调大历史，进行宏大叙事；学术界强调精细研究，越来越关注细枝末节，步入所谓历史的碎片化研究。这是因不同的旨趣造成的，作为叙述的历史与作为过去的历史、作为想象的历史与作为真实的历史、作为政治工具的历史与作为学术理想的历史，两者之间一直存在巨大张力。19世纪的德罗伊森为普鲁士霸权找到亚历山大这一伟人，创造出希腊化时代这一独特概念，进行宏大叙事，目的在于为德国统一寻找历史依据。康有为“托古改制”又何尝不是如此。历史上出现的各种考据派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碎片化研究，都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两者都有其价值，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其自身的知识体系，但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浸润在西方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中，传统文化知识体系遭到瓦解。史学也不例外，我们今天的历史编撰手段、文本呈现形式、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等都迥异于中国传统史学。历史研究的空间、时间、领域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很多研究领域还缺乏学术积累，且新的研究领域层出不穷，诸如空间史、情感史、动物史等。历史研究的边界、内涵、对象、方法在不断演变，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培养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伟大的历史学家不仅能够真实呈现某个时空范围内的人类历史，其研究成果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类历史。因此，假如对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进行全盘检视，对他们的影响力在广度和深度上进行比较，从而评定级别和段位，就可以从个体历史学家的角度反思历史学在人类整体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
那些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其著作和思想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如司马迁、希罗多德，属于A级。具有跨国家、跨地区和跨文化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其著作涉及范围一般也超越所属国家和区域，如波里比阿、普鲁塔克，属于B级。很好地记载和呈现本国、本民族历史的历史学家，对本国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产生重要塑造作用，如李维，属于C级。在史学领域有重要成就的历史学家，其著作和理论推动某一研究方向的发展，如维拉莫维兹，属于D级。还可以把一些产生不良影响的历史学家、历史著作列为E级。如果按照上述规则审视世界各国历史学，按照得分多少来排列历史学家、历史学的影响力，然后再按民族国别计算其所占百分比，大体上就可看出各个民族国家在史学上的大致贡献。外国学者想知道中国人基于民族心理和意识形态的独立的思考内容，历史学是其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之一；同样，我们也需要理解外国的历史意识是如何建构的，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构中历史起着多大的作用。
当代中国历史学研究体系建设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这个问题本质上是要解决中国历史学与世界学术体系对接的问题。我们构建三大体系，不是搞一套别人看不懂的、有悖世界学术潮流的体系，不是关起门来搞学术建设，而是学习世界学术、融入世界学术、贡献世界学术，从而彰显自身实力的过程。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很难对接国际史坛，也很难和国外有影响的史家真正对话，会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职业历史学家的任务与担当是纯学术研究，提出重新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理解世界的理论与方法，尽快缩短与世界学术前沿的差距。一言以蔽之，为国家培养什么样的历史学家，如何培养历史学家，培养多少历史学家，不但要结合现实需要，也要参考以往历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
来看一组现实的数据。2019年全国历史学专业（060101）在校本科生为83687人（包括五届学生，含2019年毕业数）。2019年全国历史学专业招生实际报到人数为16774人。研究生培养方面，2019年我国已经拥有31个世界史一级学科博士点，80多个世界史一级学科硕士点，几十个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形成了完整的世界史人才培养机制。历史门类研究生总数，2019年是6502人（包含普通高校和科研机构），其中博士生1154人，硕士生5348人。2019届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834万人，再创近10年新高，其中历史类毕业生占总数0.18%左右。可以发现，大多数高校历史类专业学生毕业后并不从事与历史学相关的职业，真正从事专业研究的不多。
由此我们需要思考：每年培养的这些专门史学人才能成为传播历史文化认同的主体吗？或者说民众的历史知识、历史意识由谁主导？是由这些历史专业的毕业生主导吗？未来30年我们能培养出大量的国际史学人才吗？我们的培养机制能够支撑国际史学人才的培养吗？中国历史学家何时能真正成为世界历史学术的中流砥柱？
此外，要有学科自知之明，要抛弃本位主义，认清现实。历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小了，文化的多元早就肢解了先前的历史学领域，不要高估历史学家的作用，但也不能妄自菲薄。不能以传统的思维理解什么是历史，真正的大历史是包括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历史。
历史不仅是通过过去来把握我们当下的民族、社会、文化，而且有时可以撬开封闭的思想，启发我们的思维。但我们也不能期望过多。历史不能保证宽容，尽管它被看作智慧武器；历史不能保证常识，尽管它被看作知识之源；历史不能阻止人类的骄傲自满，尽管历史充满着经验教训……历史必须时常进行改写，尽管只存在一个真实的历史。历史在未来可预见的很长时间内都将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尽管人们在不断倡导跨越民族、国家、区域、文明的历史，追求历史的国际化，但这将是漫长的学术探究，“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历史的时代性、国家性、民族性在可见的未来是难以改变的。因此，我们需要自己的历史，需要由自己撰写的历史，需要由自己的观念体系、解释体系、道德体系支撑起来的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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