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与内心的文化寻根
大型纪录片《中国》，是一部适宜于在中国传统佳节品评的作品。纪录片中，“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延绵千年的记忆、那些自始而终的坚定，共同组成了《中国》”。这样的中国，也是由传统佳节所蕴含的中华文化与身在其中的我们共同组成。
解读《中国》可以有不少视角，而我看到的是一场场天造地设的遇见——或知己与梦想撞个满怀，或个人与时代风云际会，或本土与异域相互催化，它们在顺其自然中埋下未来人生的顿悟，也会在惊涛巨浪中成就历史转舵的一个关捩，抑或在深谋远虑中铺垫着命运的轰然崩塌。《中国》为观众梳理出这些“遇见”发生的内在逻辑，为中华文化完成了一次镜头与内心的文化寻根，并以审视的目光、视觉审美的写意手法与传统进行对话，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
与以往通史类纪录片不同，《中国》并没有按照朝代更替的线性结构来展开故事，而是用一个个人物串起历史脉络。他们是春秋时期的李耳、孔丘、接舆，战国时期的墨翟、孟轲、庄周、韩非，秦汉的李斯、嬴政、刘彻、董仲舒、司马迁、班超，魏晋南北朝的司马睿、王导、拓跋宏、萧衍、宇文泰，隋唐时代的杨坚、独孤伽罗、阿倍仲麻吕。这些不同年代人物的共同特征是：有思想有创见的读书人，或与读书人素有渊源的君王；他们都出现在思想流变、历史转型的关节点上，前后的传承、反省与更新代代嬗递，正好构成一部中国思想和制度的发展史——这是《中国》为中华文化寻根的独特视角。
纪录片是从李耳与孔丘在洛阳城外一场意义非凡的会面拉开历史大幕的，如同打开一部折子戏一样，随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接连粉墨登场，这构成了纪录片第1集至第3集的春秋、众声和洪流。这是中国原生思想孕育诞生的阶段，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期，同时期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也都涌现出一批先哲，德国学者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将其称为“轴心时代”。李耳与孔丘的相见是一次思想碰撞，他们迥然相异却同样丰沛涌动的思想如此动人心魄，如此意味深长。理想主义的孔丘用近乎固执的行动去践行自己的“天命”，遭受了无数非议和悲伤，直到终老才悟解老子那段赠言：“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但是，“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孔丘的探索已远远超越了成败本身，而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历史的机缘是多么神妙：在老子、孔子身后，墨翟与儒家相遇恰恰滋生出墨家学派，亲见了无数征战杀伐的孟轲坚定地走向了孔子，拥有智慧和机锋的庄周用意象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世界，深忧“如何让现实政治接纳儒学”的荀况却造就了法家人物韩非、李斯……他们把严密深邃的逻辑思维、意象纷呈的哲学智慧、关切民生的壮烈情怀和经纬政治的韬光大略，幻化成论辩中恒久流芳的言说，最终儒和道如两条亘古不绝的大河滋养了中国文化的沃土。
第4集至第6集为一统、天下、视野，即秦汉史。这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成长壮大的时期，走上历史舞台中心的李斯全面推动郡县制和户籍制，沿用至今；深爱贾谊《治安策》的刘彻重用董仲舒，确立了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和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出使西域的班超使团打开的不仅是一条商道，更是中国人胸怀天下的视野。刘彻真正的功绩也不是时人看重的开疆拓土，而是“他与历史和现实碰撞后为国家留下的精神遗产”，在董仲舒高徒司马迁的《史记》中，“中国”一词就出现了131次，它既指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政体，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第7集至第10集是多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南渡、融合、佛变。此前中原代表了正统与中心，而一个个来自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星辰人物，点燃了东西南北大汇流的燎原之火。
第11集至12集的基业、盛世，讲的是中国历史蓄力勃发、鼎盛绽放的隋唐时期。以有限的篇幅展示中华民族的辉煌往昔时，纪录片将视点落于一个个核心人物之上，即如主创人员所介绍的，在筛选历史人物与事件时，充分考虑了所选素材的典型性与合理性，以最主要的人物来串联起大时代的变迁，内容也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思想史变迁等多个面向。由此，《中国》通过对先秦到盛唐等不同时期中国历史的当代讲述，带领观众回望历史，思考中国文化如何影响了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
潜藏着对视和对谈的维度
《中国》以古人的奋斗与逐梦故事为尺，以一场场力挽狂澜、惊心动魄的“遇见”重走华夏文明的寻根之旅，但这并非其最终目标。
纪录片从当代人的眼光观望文化历史，更潜藏着古与今、中与外、国君与文士深度对视和对谈的维度，而李耳与孔丘、庄周与惠施、李斯与韩非、窦太后与刘彻、班超与汉明帝、王导与司马睿……这一次次不同历史背景中的“对话”里，可能隐藏着今天我们的情感和心事，其内蕴的生命活力依然能激发我们的遐想、期盼以及践行的意念。
异质文化的相遇总会滋长出特别优美的故事，文明因交流而多样，因多样而互鉴，因互鉴而繁荣。中华文化在流变中，既蕴含着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深厚思想，又具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姿态，也有着去芜存菁、删繁就简的净化能力。《中国》动情地打开了历史的丰赡册页，展现出先人们超越地域、族群和时代的大智慧：才藻富赡的班超和班勇父子相承几十年经营西域，用读书人的机敏和诚信而不是金戈铁马，换来东汉与西部广阔天地的会通；魏孝文帝拓跋宏矢志不渝地推行“太和改革”，后人评其“有舜、文王之姿”；本是浪漫文人的萧衍做了皇帝后，尝试用佛教的悲悯荡涤暴戾、洗却浮华；当看到阿倍仲麻吕、米福山这样的外国人怀揣梦想行走在大唐，你不得不感叹那个朝代非凡的豁达与雍容！或许这些都是《中国》阐释给我们听的“对话”。
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它辜负的人，例如韩非。同样是荀况的得意弟子，同样主张“援法入礼”的制度设计，韩非远比李斯的思虑更为静水流深，但当这对挚友告别兰陵时，不同的使命就为各自的命运埋下了伏笔：李斯虽是楚国人，但现在秦国要兼并天下，布衣游士出身的他深知天下的未来和自己的未来都在秦国，他选择沿着恩师当年的脚步西行入秦；生于韩国宗室的韩非一生都无法背弃自己的祖先基业，放弃微不足道的个人命运回到母国，是他必然的选择。作揖话别的那一刻，韩非发自内心地羡慕李斯：他贫贱，却无所羁绊。年华如浮云般逝去，韩非一直不被重用。十几年后因秦国攻韩，韩王在危急关头“与韩非谋弱秦”，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非常欣赏韩非的才华，但韩非的“存韩论”与李斯的“灭韩论”激烈冲突，韩非被迫服毒自尽，年仅47岁。韩非知道自己的学说会被李斯发扬到极致，但他猜不到25年后李斯的终局比他还惨：“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李斯与韩非这一世的遇见和背弃，谁对谁错，留给山河岁月去证明、去评说吧！这或许是《中国》开启的另一条“对话”路径。
大写意手法颇具匠心
在“寻根”与“对话”之外，《中国》制作上的大写意手法也颇具匠心。“以往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多采用史料加解说的方式进行艺术呈现。《中国》用场景模拟、角色出演、情景再现等演绎形式呈现历史，更为具象、更加丰富、更有艺术性。”
首先，全剧人物均没有台词，人物语言、心理和事迹均以全景声前沿技术录制的旁白解说完成。解说词可谓满载心血、情感和信仰，每一段配乐与人物故事也都相得益彰，带给观众一种透视的真实感、回溯的代入感，好像你就是那一幕幕场景的旁观者、一场场遇见的见证者。
其次，创作团队把舞台摆在大自然中、录音棚里，一片沙丘、一湾水岸、几处丛林、数座阁台、几扇屏风、数段围墙或城垛，演绎出千军万马、大漠孤烟、庙堂荒野、商市酒肆、书院寺庙的无限空间；纪录片用8K高清晰度拍摄，画质优美，每一帧画面都如剪影般散发着遥远而清晰的光芒；演员的妆容和动态考究精致，所有动态镜头一律减慢了速率节奏，特别具有古典的优雅和从容，符合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境美。
若论片中最重要的“演员”，可能要推那只贯穿全剧的中华田园犬了。它从孔孟的身边从容走过，陪伴过刘彻的长夜和班超的孤旅，也跟随过江南的王导和萧衍，又与独断而敏锐的宇文泰、远交近攻的长孙晟、儒雅坚毅的杨坚相遇，最后在大唐盛放的辉煌中淡然穿越。这只静默笃定的小黄狗，或许象征着中华文化的本土性、原生性，或许有意指代农耕文明的理智和温和，或许隐喻了儒家思想的忠信和友善，也有着浓浓的写意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