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是由群众运动推动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又使群众运动进一步高涨，什么事情都兴“大搞”。本来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更多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但在“大跃进”年代，提出了群众性大搞科研的口号，人们看惯了“大干XX（月或天），向XX（七一、国庆、元旦或向党）献礼”的标语。北大和复旦中文系的学生奋战几十天，写成并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被作为典型例子加以宣传。

1959年，“大跃进”运动遭到挫折，部分地区已有饿死人的情况。本来庐山会议基调是反“左”，遏制“共产风”，但彭德怀的一纸上书，却使会议风向转换，发动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反‘右’倾，鼓干劲，气可鼓，不可泄”，“跃进”的口号又喊得震天响。1960年我在顺昌厂劳动的时候，感受的还是“跃进”的气氛。

从顺昌厂回校后，正遇上群众性搞科研的热潮。当时新版《辞海》的编写已经启动，系里也分到了任务，大概上面催得紧，就将任务分发到年级。我们班也领受了一些条目，但只是让我们过了一下目，后来就没有下文。记得是属于官制一类的，印象深的是“廉访司”这一条目，现在知道是元朝的官制，而当年我未曾听说过，到现在我还记住。

在之前，大概1958年底1959年初，系里曾组织编写了《中国纺织机械机厂厂史》。朱永康老师带领，4、5位同学参加，最后由朱老师执笔写成5、6万字的稿子，几个人分头刻印。我手头有过一本，后来弄丢了。为此，我曾去中机厂，作过一点调查专访，但具体已回忆不起来。这自然属于群众性搞科研的成果。

过不多时，就接到通知，让我参加一个项目，是《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的写作。《辞海》条目编写，说说而已，但这次写作任务，却是系里安排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合作项目。说老实话，我并没有感觉多少兴奋，因为我知道我还不具备这种能力，参加到这个项目中去。试想，我们连中国近现代史都没有好好学，也没有经过学术写作的训练，一篇小论文都没有写过，有什么资本去写什么著作。但在那种“跃进”的气氛下，所有的计划打算都用不到经过科学论证。有的只是大胆的设想，至于这些设想能否实现，这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后来的事实也确是如此。计划一年内出书，最后只是写了几篇文章。现在我们看到的由熊月之主编的《上海史》，煌煌15卷，600万字，是集几代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而非一朝一夕所能写成。当年我们处初创阶段，荜路蓝缕，确实不易，但那种一年写就的大话是实在不能说的。

系里当然是看重我，因为被选上的只有8人。一班的严灵修、廖志豪，二班的沈渭滨、陈书林、王高胜、季国忠，三班的李茂高、华士珍。不知什么原因，严灵修在一个月后退出，只有他一个党员，估计组织另有安排，实际是7人。廖志豪、沈渭滨、李茂高是调干生。李、廖年龄较大，李茂高长我12岁。沈渭滨参过军，是团员，由他倣我们7人小组的组长。我则负责生活，与学校膳食科打交道，将粮票、油票、肉票、鱼票、糖票、饼票等各类票证，7人每月的伙食费领回，分发给每个人。又与系主任秘书打交道，将每天的车票汇总后报销（后来每人买月票），总之是考验我耐心和细心的一项工作。

5月底6月初的一天，我们一行由夏笠老师带领，来到徐家汇漕溪北路40号的历史研究所。夏老师原是上海市东中学历史教师，后被调入师院搞历史教学法。除他之外，还有教我们中国近代史的王明枫副教授，和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不久的马洪林老师。历史所向我们表示热烈欢迎，由副所长徐崙主持开了一个圆桌会议，先互相熟悉。经过介绍，知道和我们一起的有3位研究员：汤志钧先生、方诗铭先生和刘力行先生。还有4位青年研究人员：黄霞、余先鼎、刘恢祖和汪济潼。

上海史的范围非常宽泛，现在限定在人民革命斗争，这就将范围缩小了。从时间来看，设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即中国革命史的前半段。这是考虑到研究人员的实际力量。能写专著的其实只有历史所的汤志钧、方诗铭和刘力行3位。4个青年研究员，黄霞是华东师范大学出身，余先鼎来自东北人大，刘恢祖和汪济潼刚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余、刘、汪3位专业不对口。师院的3位老师系里有任务，夏、王两位每周来一、二次，后来干脆不来了，马老师来得多一点。主要是我们几个学生，但也顶不了事。

根据设定的计划，将所有人员分成几个组，1840—1864年为第一组，人员为方诗铭、王明枫、王高胜、华士珍。1864—1898年为第二组，人员为刘力行、李茂高、余先鼎。1898—1911年为第三组，人员为汤志钧、黄霞、沈渭滨、廖志豪。1911—1919年为第四组，人员为马洪林、陈书林、季国忠。

接着便是列出写作提纲，也就是全书的目录。因为限定了人民革命斗争，这个提纲的制订就颇费周折。首先是关于“人民”的界定。它和历来的“国民”“公民”不同。在我国，被用来作为和敌人相对。按毛泽东的说法，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范围是不同的。比如同是一个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属于人民的范畴，但在内战期间，他便是敌人了。现在考察上海近代历史，哪些可以归入人民革命斗争的呢？要说上海的无产阶级，到19世纪末，还只是在形成过程中，数量也有限。所谓底层人民的斗争，也就是市民的斗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开始诞生，而且慢慢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要不要写，能不能写资产阶级，也成为一个问题。在理论界，此时”左”风还刮得很盛，有了57年的教训，思想禁锢得厉害，资产阶级成了不敢碰的东西。但如果撇开了资产阶级的活动，那么可写的内容则很有限了。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说，有一大段的年份只能留于空白，那么，史也不成其为史。

这个事情拖了一段时间，也很难解决。到9月中旬终于决定暂缓写书，每个时期找题目先写几篇文章。我们这一组涉及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鸦片战争时期上海人民的斗争就是陈化成将军领导的抗英战争。除此之外，还有1 848年发生的青浦教案。太平天国时期，上海发生了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相呼应，规模也很大，是一个很好的素材。比起其他几个时期，我们的论文题目比较好定。就这样从9月底起，我们的目标就比较明确了，即要将这些内容的写成文章，交稿审阅通过。   

我们这一组5个人，王明枫老师系里有事，他来得很少，实际是方诗铭先生和刘恢祖、王高胜和我4人，按照分工，我和刘恢祖负责鸦片战争这一段，方先生和王高胜负责太平天国这一段。要论材料，太平天国这一段的材料比较丰富，除小刀会起义外，还有太平军进攻上海。历史所已经出版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中外文资料非常丰富，要做文章选题较容易。方先生虽是搞古代史的，但这时俨然成了小刀会史专家，我很羨慕王高胜跟着方先生。

我和刘恢祖就搞鸦片战争这一段。陈化成的抗英是我们要写的第一个课题。刘恢祖原是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的，但是学非所用。1958年，华政被撤销，和其他几个单位合在一起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从此不再招生，原有的学生大都被分到中学做政治老师。恢祖是党员，被分到历史所。他原是调干生，苏州某小学的老师，56年考入华政。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听口音是苏北人，父亲应是新四军的，陈毅的部属，据说已是大校军衔，当年这个级别不算低，应是军分区司令一级，亦即是地厅一级的干部。他长我6、7岁，爱人也是小学教师，所以他每周都回苏州。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他在历史所任党总支委员，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徐崙对他另眼相看。

恢祖很谦虛，他说不是专业出身，如何写作，可以一起讨论，但由我来起稿。其实我和他还不是一样，王明枫老师给我们上中国近代史，没有作业，没有考试，实在没有留下多少印象。现在他要我执笔，我也没有推托的理由。当时放在我们案头的是像砖块一样的6册《鸦片战争》，中国史学会编的资料丛书，但有关陈化成的抗英资料其实不多，主要取自道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历史所自己编译了一本《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资料则很丰富，是当年几个参加作战的英军舰长的回忆，还汇集了一些中文资料。

1840年6月开始至1842年8月结束的鸦片战争，在2年多时间中，真正作战的时间不长。先是1840年6月英军从广州海面北上，在占领定海后，直抵大沽口，道光帝连忙将抗战派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派耆英去广州和英军谈判。为取得更大的权益，1841年8月，英军第二次北上，攻厦门，陷定海、宁波，1842年5月18日，占领乍浦。这回英军根据传教士的情报，称清军兵力集中在大沽，而长江下游疏于防患，于是决定侵入长江，控制南北运河和南京，切断清朝的漕运和商业运输线路，逼清政府就范。但自6月至8月，英军却费了2个月的时间，方始抵达南京，在上海、镇江都遇到了清军的顽強抵抗。6月16日，英军发起吴淞之战，陈化成战死。我们要写的就是陈化成的抗英战争。

陈化成（1776—1842年），福建同安人。行伍出身，由于作战勇敢，经不断历练，1830年晋升为福建水师提督，驻守厦门，为从一品边疆大员。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被派驻上海，任江南水师提督。到任后，即购置大炮，整顿军备，在吴淞口的东西两岸、东沟口的黄浦江两岸与苏州河外滩、陆家嘴两岸组建3道防线。英军攻占乍浦准备侵袭上海时，两江总督牛鉴主张投降，遭陈化成坚决抵制。6月16日上午，英军十余艘军舰向吴淞炮台发起进攻，陈化成沉着指挥，击中多艘敌舰。在宝山城内的牛鉴见状便想邀功，乘着大轿出宝山城，敌舰便向他开火。牛鉴丟下轿子慌忙逃跑，致军心大乱。敌人从蕴藻浜登陆，占领东炮台，对陈化成的西炮台呈包抄之势，致西炮台被攻占，陈化成英勇战死。据英军将领称，中国守军炮火很厉害，作战亦英勇，是他们还未曾见过的。英军在攻破了两道防线后，进入上海城，在大肆骚扰了几天后，企图沿黄浦江去往苏州，但未获成功，遂沿长江向西进犯。

这是1842年上海抗英战争的大致经过。面对现有的资料，如何将它组织成文，如果以前有过学术论文的训练，自然要轻松一点。但在进校后的几年时间，我们一篇习作都没有，即便是二、三千字的小论文，也未曾写过，不知如何动手。王老师系里有课，开始一段时间还来所，后来就不见人。方先生很少说话，只见他成天都在做卡片，我们也不好意思向他讨教。我和恢祖商量后决定根据事件的发展进程，列出几个标题，先写出来再说。

进师院后，接触了一些学术论著，很少感到兴趣，大都枯燥乏味。唯独郭沬若的学术论著，与別人不同，不是板着面孔和人对话，带有文艺性，我读得较多，如《甲申三百年祭》，文风活泼，能打动人。在不知不觉中，我似乎也受了他的影响，于是也想将文章写得活泼一点。其实，郭老功底深厚，只有像他那样富于才华的人，方能挥洒自如，哪里是像我这种初学者能学得了的。大约10月中旬文章成稿后给恢祖看，他没有说什么。不过我自己也觉得不满意，于10月底又修改成二稿，给副所长徐崙，他看过之后，说了几点。大意是学术论文和散文不同，讲究科学性，必须论述清楚，逻辑严密。他的意思很明确，还是老老实实的做文章。他又说，上海抗英战争是鸦片战争中的一个战役，必须简单地交待这一战役发生的背景。重点是要讲清陈化成领导吴淞抗战的过程，宣扬其英雄主义，鞭挞牛鉴等人的投降行为。还要说明上海抗战的历史地位。当时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权威著作，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他延安时期的著作，囿于资料，关于上海战役，他作了“不战而溃”的结论，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文章中将这一点说明，但范文澜的名字就不提了。

按照徐崙的意见，我进行第三稿的写作，大约11月初写成后给恢祖，他说了一些想法。我根据他的想法作了一些修改。于是又去找徐崙。徐崙对我的三稿还是不满意，而这时《学术月刊》计划将我们的课题在12月号上发表。徐崙大概觉得让我修改没有把握，就以我的稿子为基础，他自己动手另起稿。大概已到11月下旬，他用毛笔写的十几页文稿终于完工。我对照了一下，他动得多的是开头和结尾的部分。文章开头是交待吴淞抗战的背景，我不会简略，写得啰嗦。结语部分也是同样的毛病，他将我评论的部分全部去掉，文字非常简洁。关于战役的整个过程，他嫌我的叙述不太清楚，引用材料不够，特别是英国几位舰长的回忆，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我不敢大胆引用。所以在事实部分，他添加了一些材料，次序排列上作了调整。看了他写的，我明白了学术论文应该使用怎样的语言。他写好后，为了帮助青年研究人员学会写作，将他和我写的两篇文章都打印出来，让大家讨论。汤志钧、方诗铭、刘力行3位先生的发言是有相当水平的，于我而言，是一个极难得的学习机会。

《学术月刊》编辑乔彬来了几次，问何时能交稿。我们交给他已是12月初。几天后他要我和恢祖一起去编辑部校对。编辑部在高安路，离历史所不远，记得我和恢祖去的时候已是半夜，等了约1个小时，清样才出来。费了三四个小时逐字逐句仔细核对，到天快亮时，感觉没有问题了，才在晨曦中回到历史所。做编辑的也真辛苦，乔彬已有点年纪了，也陪着我们一起熬夜。

杂志是12月10日出版的，作者署了恢祖和我的名字。当时觉得有点说不过去，明明是徐崙捉刀帮着搞出来的东西，只有署他的名才合情理。这倒姑且不论，但后来稿费的处理更让我们难以释怀。乔彬将稿费送到所里后，办公室的同志给我们，我和恢祖认为应该给徐崙，但徐崙坚辞不受，要我们收下。后来恢祖给我说，不要推了，因为以前有过好几例，徐崙帮青年研究人员写成文章发表后，他都是这样处理的。当年的稿费为千字8元，全文约10700多字，送来稿费86．1元，恢祖将43．05元给了我。

我拿到这笔钱之后，找到李茂高，他原是我班的班长，我对他很信任。我请他帮我做一件事，让他将这笔钱交到系主任办公室。我的理由是，我是系里派到历史所，属于实习一类的，系里已经给了我别人得不到的机会，我不能再要这笔钱，让系里收下，我就安心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李茂高对我说，系里说这钱无法入账，因为入账要有名目，现在说不出名目，你还是拿着吧。过了几十年，现在想想，当年没有创收之类的说法，放现在，列一个创收的名目不就可以了吗。既然如此，我也无法再推。须知43元在当时算是一笔钱，我还没有参加工作，却拿到了一笔钱，自然也很高兴。想想再过半年就要参加工作，走上讲台，总要像一个教师的样子，于是化了大约20多元买了一双皮鞋。因为是困难时期，物资已很紧张，本来不到20元的皮鞋，我则化了20多元。

《学术月刊》是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在学术界的地位很高。它刊登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等人文学科类的学术文章，每月一期。作者主要是上海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集中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所属的几个研究所。人数不会少于1000人。而当年文科类的刊物实在少得可怜，除《学术月刊》外，就是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师院3所大学的学报，能容纳的作者和文章极少。以《学术月刊》来说，每期发2篇历史论文，全年24篇。大学学报一般是季刊，能发的数量也有限。另外《文汇报》也刊登一些学术文章，为数也不多。总之一句，发文章很难。大学助教、讲师都很难发文，不要说是一名大学生了。和我们同期发表的另一篇史学论文《论“四权”和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关系》，署名作者为陈嘉铮和龙德瑜。本来不知道这两位到底是谁，前两年，看朱永嘉博客，才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6个人的合作。其中陈嘉铮是陈守实、朱永嘉和朱维铮的合称。陈守实是复旦历史系二级教授，其排名次于周谷城和周予同，两朱当年都是助教。后来朱永嘉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的负责人，姚文元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朱永嘉是写不出来的。“文革”期间朱永嘉为上海市委常委，“文革”结束后获刑16年。朱维铮后来成了中国思想史领域最为中外学界瞩目的人物。但当年他们的文章还要陈守实先生领衔，由此可见一斑。回看现在，各种各样的杂志，五花八门，只要你愿意写，不愁没有发表的地方。我自问还无独立写作的能力，文章的发表只是在短时间内稍微兴奋了一下，很快就平复了下来，因为还有下一个写作任务要我们去完成。

大概是1961年1月，上海历史学会年会在南昌路科学会堂举行，徐崙说我们的这篇文章要提交给年会。讨论前要我们作一个说明，主要是讲写作目的，以及写作经过，听取专家的批评。恢祖和我商量后，他没有推托，由他作说明。对上海史素有研究的胡道静先生对我们的文章看得很仔细。关于陈化成布防的3道防线，他说其实只有一道防线，亦就是吴淞口两岸。东沟口和陆家咀这两处，陈化成有这打算，但实力不够。因为只要攻破吴淞炮台，英军可以从陆上，经江湾到苏州河，占领上海城，不必动用军舰。他这话给了我们启发，徐崙认为也有道理。胡道静的父亲胡怀琛是国学大师，早年父子俩协助柳亚子先生创办上海通志馆。柳亚子有搞上海史的打算和计划，成立通志馆的目的是聚集人才和搜集资料。历史所有通志馆的期刊和资料，我曾翻阅，对胡道静也不陌生。所以，追溯起来，柳先生才是上海史研究的开拓者。胡道静先生后来则成了《梦溪笔谈》的研究专家，蜚声中外，和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有密切交往，为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自然是后话。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还是有一点意义的。之前，上海人知道陈化成，城隍庙供有他的塑像，将他和城隍放在一起供奉，但对他的事迹不是很清楚。倒是豫园里的小刀会起义司令部，因为是农民起义，经过大力宣传，人们都知道了刘丽川和陈阿林。对陈化成，人们还有一点顾虑，他是江南水师提督，是统治阶级营垒内的人物，能不能大力宣传？所以我们文章的题目也就用“一八四二年上海抗英战争”，而不用“陈化成抗英”，但主要还是宣传他的英勇事迹。现在几乎所有的关于陈化成抗英的宣传，包括吴淞的陈化成纪念馆采用的，大体是我们文章提供的资料。我们引用的外文资料，英国军舰“复仇神”号、“摩底士”号、“皋华丽”号、“哥伦拜恩”号、“西索梯斯”号的舰长和军官，柏纳德、奧特隆尼、穆瑞、利洛、康宁加木等的作战日记是以前人所未见的。陈化成的名字现在和关天培列在一起，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抵抗英国侵略者的著名将领。

1960年12月底起，就转入青浦教案的研究和写作。

发生在1848年3月8日的青浦教案是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个教案。基督教的历史很复杂。它在公元1世纪创立后有过两次分裂。公元11世纪发生第一次分裂，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称为“东正教”，以罗马为中心的，称为“天主教”。公元16世纪，天主教发生分裂，分裂出的派别称为“新教”，主要在英美和北欧地区。相别于新教，天主教也被称作旧教，主要是西欧、中欧、南欧大部地区和拉丁美洲。

早在唐朝，基督教就在中国传播，当时称为“景教”，西安碑林有一块“大唐景教碑”，但不成气候，佛、道的势力太大。直至明朝末年，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用儒家学说宣讲基督教义，还走上层路线，找徐光启这样的“高知”，然后进到皇宫，影响权力中枢，于是局面渐渐打开。清朝时，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已官至钦天监，康熙身边还有两个法国传教士，专门教他数学、天文、物理。但后来因为罗马教廷改变过去利玛窦的做法，不允许中国教徒“敬天法祖”，被康熙下了驱逐令。天主教一度在中国沉寂，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天主教势力重又恢复发展起来。

新教的传播是后来的事，大体是乾隆晚年马戛尔尼使华之后。而传教士的大批来华则是鸦片战争所致。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后，1844年法国也強迫清政府签订《黄埔条约》，传教活动从此合法，基督教传教士，无论旧教、新教都大批前来中国。

教案大都发生在传教士、教民和中国底层群众之间，除了文化上的差异之外，还涉及到实际利益。青浦教案是新教传教士到中国后发生的第一个教案。1848年3月8日凌晨，英国伦敦会布道士麦都思、慕维廉和雒魏林3人去青浦布道，在城隍庙附近散发宣传材料，和滯留在青浦的漕运水手发生冲突。雒魏林挥舞手杖伤了水手，水手持篙问罪，遂起冲突。麦都思被打伤，青浦县令金镕闻讯后即赶到现场，急忙派人护送3人回沪。作为教案，不典型，严格说来，只能说是一个事件。整个事件过程很简单，但后果很严重。

《南京条约》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列为商埠，向英国开放后，涉及外来人员的管理问题。1843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列出细则，规定外人在上述5个城市的活动领域，以一天内来回为限。后来法国人、美国人也照此规定执行。按当时的情况，实际也只是一天内的步行距离，自然只是指白天，最多十多个小时的时间。活动也就被限制在城市近郊的三十里路的范围。麦都思等3人雇了小船，从小东门沿江去青浦，行程约90里，来回180里，岂是用十来个小时就能做到的呢。这是理亏在先，但后来3人強词夺理，将一天说成是指24小时。道台咸龄曾参加《南京条约》的签订，见过世面，据理力争，认为传教士有错在先，水手斗殴在后，现在他去麦都思处已表示慰问，事情应该就此结束。但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是个极蛮橫的人，在他的威逼下，咸龄答应捉拿“肇事者”，他却不肯善罢甘休，下令英商拒付关税，又让军舰橫在黄浦江中，不让运粮的漕船进出，还派副领事去南京向两江总督李星沅施压。抗税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封锁江面影响漕粮的运送，在阿礼国的恫吓下，清政府将咸龄革职查办，10名水手受刑，3名传教士获300两银赔偿。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变得越来越软弱无能。

和陈化成抗英一样，青浦教案的中文资料很少。《筹办夷务始末》、《上海县志》和《青浦县志》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现在已发掘出李星沅的私人档案，但当时还没有。我和恢祖提出能否从外文资料中去找一点这方面的材料。历史所有一个编译组，专门有一批人从事翻译。现在研究所都已不设编译组，研究人员一般都通一国，甚至多国外语。当年历史所的编译人员力量强大，约10人左右，有通英语、日语、法语等各种语言的人才。涉及上海史的外国档案，不可计数，不依靠外档资料，无法进行研究。搜寻的结果是，叶元龙先生在英国下院蓝皮书中有所发现，这就是阿礼国和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来往函件，约有20万字。叶先生曾任重庆大学校长，联合国救济总署安徽分署主任，解放后是上海财经学院教授。我曾写过两篇文章回顾他的一生。所总支书记张有年告诉我们后，我们就等他的翻译资料。这时已是春节后。叶先生的翻译速度很慢，每天只得1 500字，一星期约1万字，每周送一次。大约3月中旬，我向张有年提出，能否让我们叶先生合作，由他口译，我作记录，好让速度加快一点。叶先生工作场所在徐家汇藏书楼，就这样，阳春三月的时候，我来到藏书楼，和叶先生、马博庵先生、雍家源先生一起，在藏书楼底层入门处的廊下，放4张学生用的小课桌，开始我们每天8小时的工作。叶先生一面翻看，一面可以不假思索地口述，我按他说的化为文字。然后我读给他听，得他的认可后，再继续下一段内容。一天下来，可得6000字。他非常高兴，说我的文字能力不错，这自然是他对我的鼓励。现在知道先生那时已患有心脏病，他是力不能逮。其时我才20岁，他的年龄3倍于我，气血已经不足，还能要求他有速度吗。我和他合作了约1个月，到4月中旬，大概已译出一半多，十来万字。我对叶先生说，留下的部分，你看如觉得重要，选一部分译。我们将那十来万字消化一下，看能否做成文章。

本来4月中旬离放假还有两个多月，但传出消息说，系里让我们五月上旬结束所里的事情，回校去听一些课，参加毕业考试。原来我和恢祖打算根据现有资料，化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完成青浦教案的写作。但我们的打算最终还是落空。

5月初，我们离开历史所回到了学校。在校的同学已经过两个多月的实习，并且在听中文系老师的课，据说是准备改行。我们也就跟着一起听了20多堂课，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史的课没有听，但要参加考试。就这样在一种无序的气氛中结束了学业。

青浦教案的研究，恢祖没有搞下去。过了二三十年，《辞海》虽经修改，出了再版，关于教案的措辞还是那么几句话。直到十多年前，才看到关于教案的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马洪林老师的，他和我们一起在历史所，他知道这个课题。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教案，何止百千，青浦发生的这件事实在太小了，但并非因其小而可以忽视。这主要是因为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青浦教案是1 840年鸦片战争后的第一个教案。其次，大多数教案涉及的是天主教，而很少新教，青浦教案是为数极少的新教教案中的一个。最后，教案导致租界的扩张。1848年11月，阿礼国挟青浦教案的余威，逼迫上海道台麟桂，将英租界由河南路向西扩至泥城浜（现西藏中路）、向北由李家场（现北京东路）扩至苏州河。租界面积由830亩扩至2820亩。1849年4月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则逼迫上海道台麟桂，将洋泾浜（延安东路）至城区的狭长地段，约986亩的土地租借给法国，这就是法租界的由来。从此上海有了两个租界。

青浦教案中的3位传教士，从教案中的表现来看，主要是违反了有关规定。青浦的漕运水手正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无着，心中积满怨愤。当天传教士带的宣传品不多，是传单之类，而水手争着一定要经书，未能满足要求，混乱之中，起了冲突。本也不是一件大事，但后来水手持竿棒追打，始酿成大祸。主要是阿礼国借此发难，如果清政府强硬对付，他是占不了便宜的。说来说去，是清朝政府的软弱和不争气。

上海开埠伊始，来华外人不多，其中在上海有影响者，只二十来人。教案中的这3位均列名其中。被打伤的麦都思（1796—1857年）是伦敦布道会资深牧师。早年曾习印刷术，后投身宗教。来华之前在印尼的巴达维亚（现雅加达）建印刷所。他是第一批来华的传教士，曾任英军翻译，1841年脱离军队，来上海传教。与此同时，他购买了位于现福州路和广东路之间，山东路以西的一片土地，于1843年创建墨海书馆。这块地被称为“麦家圈”，后来又成为仁济医院的所在地。书馆引进西方的印刷技术，翻译西方政治、科学、宗教书籍，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出版社。也可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外资企业。墨海书馆培养了一批通晓西学的学者，如王韬、李善兰。王韬成为维新思想的先驱，对康有为、梁启超有直接影响。李善兰则成为著名的数学家。麦都思本人则留下多种译著，成绩斐然。为纪念他作出的成绩，布道会专设麦伦书院，后更名为麦伦中学，亦即现在继光中学的前身。那个挥舞手杖误伤水手的雒魏林（1811—1896年）他兼具传教士和医生的双重身份，是英国皇家学会外科学会会员，专眼科。他随麦都思一起来华，曾在广州、澳门行医，后至舟山创立医院。1843年来上海，在麦都思的帮助下，于1846年在麦家圈（占地5亩半）创办仁济医馆，亦即仁济医院的前身。后又赴北京创办医院，兼任英国公使馆医生。每次去仁济医院，见二楼的大幅墙面，陈列的是医院的院史赫然在目的是一张雒魏林医生的图片，总要想起1848年3月8日在青浦城隍庙的那一幕。

慕维廉（1822—1900年）也是伦敦布道会派出的牧师，只是到上海已是1847年，隔不多时，便发生了青浦教案。说起来，他与宋氏家族还有一点关系。宋庆龄的外祖父，即宋母倪桂珍的父亲倪蘊山，早年学修鞋、制鞋，20岁左右在南京路北的盆汤弄（山西路、福建路之间）借房开鞋店，1858年入耶稣教，为他行受洗礼的正是慕维廉牧师。后来倪蕴山到麦家圈，给伦敦会的传教士当厨师，不久升任天安堂（在麦家圈旁边）牧师，成了一名上海早期的宗教工作者，这是其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此后，几个子女，包括倪桂珍在内，以贫苦教徒子女身份进校读书，并享受免费食宿和生活费。

当年我对麦都思稍有一点了解，知道他有一个儿子，一般称为“小麦都思”，曾做过英国驻上海领事，为示区别，将他翻译成麦华陀（1823—1885年）。知道麦华陀曾创办“格致书院”，亦即格致中学的前身。现在的泰兴路还曾以其名命名，称麦特赫斯脱路。其他两位的情况，一无所知。

主要还不是资料的缺乏，不了解他们的生平经历，而是受流行思想的支配。1960年10月，《毛选》第四卷出版，我们政治学习的内容就是《评白皮书》的几篇文章，如《友谊还是侵略》、《丟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对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保持高度的戒心。传教士被认为是文化侵略的急先锋，还有什么好肯定的呢，自然是全盘否定了。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史学领域更为明显。史学界对最早到上海的一批外国传教士，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分析，对他们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历史所只有一年，但对它，我们都很有感情，直到现在已经过去快60年了，还一直想起它。漕溪北路40号那幢4层大楼，坐北朝南，南面就是藏书楼，再过去是天主堂，这些建筑，和土山湾孤儿院、徐汇公学（现徐汇中学）一起，构成了徐家汇天主教建筑群。1960年6月，我们刚进所的时候，那幢大楼一分为二，临漕溪路的东半部是市农委，另一半，即西半部，是历史所。两个单位食堂是一个，我们和市农委的人一起吃饭。过了几个月，两个单位分开，我们不从东门出入，而是和市农委隔开，另设一南门，由南门出入，食堂也分开。      

我们进所时，人员还不多，连我们在一起，不到30人。青年研究人员很少，只6、7人，中年研究人员，只3、4人，更多的倒是五六十岁的一批，是编译组人员，近10人。还有6、7位行政后勤人员。编译组人员大多是解放前在大学任教，即将退休，不适合做研究工作的。如叶元龙先生、马博庵先生和雍家源先生。还有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运动中犯了错误，也被安排到研究所。如曾是同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薛尚实，资格很老，在白区搞工人运动时，一度受刘少奇直接领导，解放初，曾任青岛市委书记。到上海后，和柯庆施意见相左，遂被打成“右”派，后被安置到历史所。这种情況和张闻天、顾准、黄逸峰他们被安置到经济所，如出一辙。薛尚实每天夹着一个皮包，到所里上班，搞工人运动史。解放前，他领导工人运动，现在他将过去的实践拿来作理论研究。

从1958年建所到现在，已经60多年，最近翻看历史所的纪念册，除了对徐崙、汤志钧、方诗铭几位略有记叙外，余则一笔带过。这里，我想着重说几位。

先说一说徐崙（1910—1984年）。徐崙是历史所初创期的主要人物。所长李亚农曾任新四军敌工部副部长，是中科院学部委员，上古史专家。像他这样的党内史家也只有有范文澜、翦伯赞和吕振羽。他和郭沬若关系也很好，但因病长期住华东医院。实际主持负责所里工作的是徐崙。他的资格很老，是北大国文系出身，1937年以平津流亡学生的身份，参加以山东泰安为中心的徂徕山根据地创建。长期在新四军搞敌工和宣传。1949年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秘书长（由政务院批准任命）。后在上海市委党校讲社会发展史，并写了《什么是原始社会》、《什么是奴隶社会》、《什么是封建社会》等小冊子，发行量很大，影响很广。1956年协助李亚农筹建上海历史研究所。他瘦长个子，头发差不多已全白，额头布满皱纹，以为他年过60，后来才知道50还不到。烟抽得厉害，一根接一根，手指全被熏黄了。全所人员对他都很敬重，不但是因为他的资历、学识，更因为他平易近人。所里人的称呼，除了几位60岁左右的老先生，以某老相称外，不分年龄大小，都在姓氏前冠以老字。我年纪最小，但恢祖却称我“老华”，他称方先生为“老方”。我很不习惯，因在学校，方先生一辈，是以“老师”相称的，现在我就改称方先生。但独有徐崙，几乎是约定俗成，大家都叫他徐崙同志。

徐崙善言辞，历史所的人都喜欢听他讲话。不嫌其讲得长，反嫌其讲得短。因他讲话富于哲理，风趣幽默。这和他阅历丰富有关。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搞宣传，还从事敌工工作，来历史所前，又在市委党校讲课，练就了讲话的才能。自然，北大中文系出身，还有他那一口京片子，这都有关系。我这一生，听报告无数，在教政治课后，每学期都要听市委领导作报告，但听来听去，论讲话水平，只有原市委宣传部长陈其五可与他相颉颃。大约是1960年11、12月，他每周用2个晚上时间给我们讲中国革命史，这是他的业余时间。我们为他准备一瓶开水，他一面抽烟一面讲，2个小时时间很快过去，好像还没有听过瘾。香烟一支接一支不断，到讲课结束时只剩下半包。我对中国革命史本来就有兴趣，听他讲后，兴趣更浓。

按徐崙解放初期的职务，不管是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秘书长，还是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级别都已很高，前一职务由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任命，后一职务应由中央军委任命。两个职务的顶头上司，文教委员会主任、政治部部长都是舒同（后来的山东省委书记），所以，他最起码是局一级干部。怎么后来弄到市委党校做教员，又被安排到历史所任副职，最多也就成了处一级干部呢！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疑团，但内情却不得而知。后来知道，许多领导出了问题，有一条出路，就是到研究所。我们心中也就作此猜想，徐崙大概在某次运动中出了问题。否则，按其资历和才能应是市委部长的角色。

他有一女儿，给我们讲课时有几次曾把她带来，约10岁，活泼可爱。据说徐崙的爱人是新四军重要领导人罗炳辉的遗孀，担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副书记。

离开历史所后，我一直关注徐崙的动态。知道他写了《徐文长》一书，曾听说他是徐氏后裔，为先人作传是他的一桩心事。他还在作张謇研究。他学术水平很高，但事务繁杂，不允许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搞学术。“文革”之后，我一直打听他的情况，他在历史所也遭到批斗，但我想所里的人毕竟都不是学生，情况总要好一点。“文革”结束后，他领导历史所拨乱反正，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可惜他已到生命晚年，不允许他作出更大的成绩。1984年，他与世长辞，享年74岁。

还有马博庵（1899—1966年）先生和雍家源（1898—1975年）先生。他们互称马老和雍老。

历史所政治学习时，编译组的几位老先生分到各个组。马、雍两位先生就和我们一起。每周一次的学习，2个小时，就这样，我们算是认识了。后来因为和叶先生一起搞英国下院蓝皮书的翻译，到藏书楼，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在一起，这样就更熟识了。1960年9、10月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是配合形势的需要。政治学习就以此为内容。第四卷收录的是毛主席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最后决战阶段。贯穿这整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是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在这场斗争中，绝无第三条道路可走。当年的政治舞台，除了国、共这两家外，还有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种势力，他们企图走中间道路。毛泽东在多篇文章中批判了这种思想。我们的学习以评白皮书为主要内容。

我们这一组，发言多的是马老和刘力行先生。刘力行好像也是老革命，原是山东师院的教务长，不知怎么也到所里来了，他的理论水平很高，讲话很有水平，一讲就是一大篇。他烟也抽得凶，我发现他将吐出去的烟圈还要吸回去，真是一毫也不肯放松。我喜欢听他发言。

马老是喝过洋墨水的，只知道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出身。衣着打扮和徐崙、刘力行迥然不同。冬天是毛皮衬里的西式大衣。一口扬州话（江苏仪征人），一句是一句，出口成文，记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这种工夫不是常人能学到。现在关于他的材料多了，才知道他确实有骄人之处。他去美留学，先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国际法、外交史。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他的母校金陵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兼政治系主任。1939年，应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之邀，去江西泰和（战时省会政府所在地）创办中正大学（现南昌大学前身）。熊式辉是蒋介石倚重的政学系人物，在主政江西后致力于弘扬文教，时江西无高等学府，故着意兴办大学。他经人介绍与马博庵接触后，发现马是个干才，故将筹办中正大学的事交由他和晏阳初主持。晏阳初和梁漱溟、陶行知都被称为平民教育家，声望很高。中正大学筹委会由晏任主任，马任副主任，实际由马负责。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后，中正大学于1940年10月正式开办。著名学者胡先骕任校长，马博庵任文法学院院长。筹办期间马曾赴重庆面见蒋介石。抗战胜利后，蒋将熊式辉派往东北任东北行营主任，统管东北三省。马博庵随熊去东北，任内政部东北特派员。抗战期间，蒋经国基本上是在赣南地区，和熊式辉关系很深，故被任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1948年熊式辉离开东北后，马博庵至无锡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代院长。后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他原先还搞社会学，从事县乡政建设，作过许多专题调查。1951年被派往香港、曼谷、日本、菲律宾等地进行农村建设方面的考察和研究。1955年回上海，1957年分到历史所搞研究、编译。

有这样的一段履历，特别是经过1957年反“右”运动后，马老自然处处小心。他在一次发言中就说，他就是毛主席所讲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抗战胜利后，像他这样的人都希望组成一个以国民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让共产党和民盟参加。他们都很钦佩周恩来，认为周恩来是行政院长的最好人选。他对于延安方面发的文告中用的措辞，“你的（指蒋介石）政府”很不习惯，因为政府就是一个，也就是还在重庆的中央政府。总之，他每次发言都很有内容，我喜欢听他讲话。

我见过他翻译的文稿，他的钢笔字很漂亮。中国最早的报刊是外文报纸，1850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北华捷报》。上海小刀会起义（1 853—1855）时期，曾发布许多文告，所用均文言，《北华捷报》用英文将其发表。历史所组织搞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时，马老将英文回译成中文，所用也是文言。多年后发现了原文，将它和译文对照，竟一字不错，可见他的语言文字的功力。但就是这样一个学识渊博，又具行政干才的学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受惊吓，突发脑溢血而死，享年67岁。他太极拳打得很好，技法纯熟，在藏书楼，他和雍老上下午各打一遍。对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总面带笑容。想不到只过了几年，就遭此无妄之灾，最终离开了我们，行文及此，也不禁悲从中来。

和马老不同，难得听到雍老的声音。政治学习时，他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从未听他发过言。后来知道他是伪国大代表，也就知道他为什么不讲话的原因了。“国大”，即国民代表大会的简称，分“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叶元龙先生是1948年的行宪国大代表，1957年讲了几句话被划成“右”派，对雍老来说，可谓前车之鉴。不过人的性格各有不同，雍老大约属于内向，不是喜怒皆形于色的那种。其实国大代表这个群体是需要加以分析的。这里有几种，有党派代表，有各省提名代表，还有特邀代表。查当年《申报》，才知道叶元龙先生是由他籍贯所在地安徽歙县推出的，叶先生讲他如何被推出，并不清楚。雍老是作为社会贤达被推出的。所谓社会贤达是不属于任何党派，而具有广泛社会声望的人士。不是某一个党派说了算，要社会公认。大都是学者、教授，是各个专业领域的领军者。雍家源是会计界的名人，在20世纪中国十大会计名家中，位列第四。上海的中国会计博物馆列出1 8位中国会计名人，潘序伦列第一，雍家源位列第六。1946年的制宪国大，他是作为会计师团体被列入，是其中的五人之一。

这自然和他的经历有关。他6岁进私墊，化8年读完“十三经”。17岁进金陵大学，先学英文，后攻经济。金大毕业后，应廖世承邀请，在东南大学附中任教。后去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回国后任中央大学教授、会计系主任。1933年出版《中国政府会计论》，三易其稿，45万字，作为“大学丛书”出版。他是中国现代政府会计制度的最早设计者。1940年，和马寅初等一起，被推荐参加第二届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即后来的院士）选举。所以，他和马老还有些不同，马老还不纯粹是学人，他和政界有联系，有些事，在运动到来的时候，往往说不清。雍老在南京国民政府做过审计院协审，审计院改名为审计部后做过审计兼总务长，解放前夕，做过南京市政府会计长，都是一些技术性工作。大部分时间在大学任教，1949年9月至1952年院系调整前任复旦大学会计系主任，后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但面对一个新的政权，而且运动不断的时候，国大代表这个头衔本身，让他怎么可能若无其事呢！有一次，刘力行在发言中说到伪国大选举时说，有的人跳了窑子，入了火坑，失了贞操，不知他是否有所指，但在雍老，那学习，不就如坐针毡，那发言，不就如芒刺背吗！

虽然在一起学习，又在藏书楼在一起个把月，很少听他说话，他只是一门心思的翻译。他是1958年下半年进所的，“文革”期间历史所陷于瘫痪境地。如果算到1966年，他实际工作只有七年，但就是这短暂的几年，除了集体合译外，他独力完成了一百万字的翻译任务。所里的人对他这种勤勉的精神都很钦佩。1966年8月1日，他被抄家，从晚11点直至凌晨5点。后又被安排到奉贤农场劳动，1972年退休，1975 年去世，享年77岁。

近60年前在藏书楼的“三老一少”，“三老”中，马老走得最早，接着是叶先生，最后是雍老。“一少”呢，再过几个月，也已是八旬老人了。他们三位，物质上，衣食无虞，甚至还可以说处于大众的最高层。1956年工改时，雍老被评为三级教授，领导对他解释说，他是应该评二级的，但由于种种因素，只好委屈了。是的，会计师一行，他在国内，不是排在第四，就是第六。担任过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的会计系主任，他不评二级，谁评？但他却说，工改前，他拿220元，现在按三级，他可以拿250元，他感到很满足了。还有两位的工资肯定也不低。但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并非是物质，倒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能在学术上有所创造发明。他们是学人，学人不做学问做什么？雍老是中国现代政府会计制度的设计者，在南京政府时期，他在多处搞审计、会计，想实现他设计的理论，但总是行不通，往往以辞职告终。不是理论有问题，而是政府还不是“现代政府”。新中国成立后，他利用讲坛宣讲他的理论，不料到58年，他和叶先生一起，被安排到历史所。两位经济学家，不搞经济学而去搞翻译，搞翻译也不到经济所，令人啼笑皆非。

再说马老。他不但是历史学者，而且是社会学家。他的研究方向和梁漱溟相同，是如何搞好县、乡政建设。我看过他在江西搞的调查报告，对乡镇一级的调查，列项很细，每一项都有调查统计。和他一起搞的还有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但解放后，他的这一套自然行不通，也只能转任翻译了。

我在历史所的时候，政治空气很沉闷，大家讲话都小心翼翼，他们几位则更不必说了。本来三位的共同话题应是很多的。年纪也差不多，叶先生长雍老1岁，雍老长马老1岁。3位都有留美经历，从美国回来后都在南京，又都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东南大学这几所学校任教，相互之间应该都很熟悉。但从未听他们闲谈以往，好像他们过去都不熟识。他们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写到这里，就想着他们这一代学人的命运。他们可说是生于忧患，原先都怀着救国的理想，希望能在学成归来后报效祖国，做一番事业，但在现实面前，却撞得粉碎。在风云变色、江山鼎革之际，他们原本都可选择去台湾。1949年4月南京政府迁往广州后，任命雍老为交通部会计处长，要他去广州，遭到回绝，最终他选择到复旦任教。再说马老，以他和熊式辉（1949年中共列出的43名战犯中，熊列第18位）的关系，也完全可以跟随熊去台湾，但他却到了东吴大学。叶先生也是同样的情況，国共双方都在做他的工作，最后他也决定留下。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寄予热望，相信在人民政权下，还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倣一些有益的事情。孰料建国初期严酷的政治生态，令他们只是感到压抑，还谈什么发挥特长，搞什么学术研究呢！

回校后，我曾去王明枫老师处，因为在历史所，也算熟悉了。我曾去过两次。他住教师家属宿舍楼的底层，大概很少有学生去看他，所以每次我去，他都很高兴，抓一把糖来招待我。第二次去时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所里本来要将我们这几个留下，但中央刚发布”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城市要消肿，各单位要精简人员。所里原先的方案无法实现。在历史所，除了师院外，华东师大和复旦也有几位学生和他们合作课题。但比较起来，他们认为我们这几个最卖力，也就是说，像做学问的样子。做学问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心要静得下来，“板凳要坐十年冷”。到所里后，看方先生，汤先生，坐几个小时是常态，杨宽先生坐在那只可转动的圈椅里，不见他有出来的时候。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们的“坐功”也就练出来了。

我们都刻苦自励。1960年下半年，是最困难的时期，历史所食堂伙食比学校要好一点，估计和市农委合在一起有关。但油水总还不足，饥饿感是常态。就是这样，我们热情仍然很高。那一个冬天，我每天晨起拖着木屐去浴室洗冷水澡，然后和几位同学一起长跑，从学校大门出去，沿桂林路，漕宝路，到漕诃泾甚至到中山西路，再乘43路到历史所。我去报销车费时，系主任秘书张企贤问我怎么有不少5分车票（应该是1角车票），我笑着回答她说，我们给系里省钱。就这样，上午7点离校，晚6、7点回校。然后去图书馆，凭参阅证进参考室，看一点所谓的内部资料，往往过11点才回宿舍。

我们都作出了一点成绩。沈渭滨写了《试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一一和夏东元先生商榷》，刊在1961年第4期《学术月刊》上。方老师和王高胜合写了一篇太平天国的文章，发在《解放日报》1961年1月11日上。陈书林、季国忠和马洪林老师一起写的文章是后来在《史学月刊》上发表的。所里的青年研究人员不多，我们这几位也合他们的意，想把我们留下，也很自然。但形势似乎比人強，好事多磨，最终未能如愿。

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分配很晚，到8月底才将我们送出师院。大约100多人的一个年级，有10人留校，除1人外，全是党员。有搞政工，也有搞教学。毕竟在一起已三四年，每人的情况彼此都大致清楚。搞教学的，看来看去，除个别人外，大都不够格。我们7人，无一人入选，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既然我们去历史所的时候，是经过挑选的，为什么要留人的时候，就想不到了呢。现在别人不说，无论怎样，沈渭滨是应该要留校的。他不但文字工夫好，理论水平高，且富于思辨能力。1962年，他要我一起去考研究生，我知道自己不够格，加上学校工作任务重（上二门课，兼高三班主任），没有去。他其实是考上了，华东师大的陈旭麓也要他，陈旭麓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在国内享有盛誉。七宝中学却借故不放，做了一件缺德的事情。但过了十多年，最终还是被复旦要了去。

现在我们7人中，沈渭滨于4年前离我们而去。王高胜也于前年去世，走前一星期我曾去岳阳医院看他。大概是他生前曾关照，要把留下的书送我，夫人曾来过两次电话，但我自己的书都无处堆放，他的研究方向又和我不同，我只好婉言谢绝。季国忠和我最谈得来，他分在普陀区新会中学，分开后和他通过几次信。后来听说他已不在世，却说不清原因。2002年我到普陀区进华中学上课后，就托人打听，回答说是走失了。“文革”大串连，乱得很，走失了找都找不到。他很老实，平时不多话，但我知道他古文很好，文笔也不错，表达能力很强。离世的时候30还不到，真是太可惜了。李茂高今年92岁，8年前聚会还参加，以后就不见身影了，听说身体也不好。廖志豪回到苏州后没有音讯，据说进了苏州博物馆。陈书林和我都在南汇，和他见面的机会最多，他身体还不错。

历史所培养了我对科研的兴趣，如果留在所里，也就是向故纸堆里讨做文章。民国时期著名报人曹聚仁，有一年在杭州西湖文澜阁整理《四库全书》，他说是成了蠹虫，过着“发霉的生活”。我后来做了教师，和搞研究比较，到底孰优孰劣，实在很难讲。几十年教师做下来，觉得倒也不错，因为每天面对的是一个个活泼可爱的生命，在精神上是愉悦的。到现在还和不少早年的学生保持联系，享受着这种精神上的愉悦。但不管怎样，我对历史所怀有感恩之情。在这短短的的一年中，它让我接受了初步的学术训练，知道怎样去做课题研究。我现在还保持这样的习惯，即发现问题后，便去收集资料，写一点小文章。我还常常怀念徐崙同志、方先生、汤先生、老刘（恢祖）和三位民国时期的学人——叶先生、马老和雍老，也常常怀念我的这几位老同学。他们对我都很关照，我对他们都怀有感恩之情。

  2020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