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6月30日10:35 来源：文汇报 蒋杰

北永吉里（左）、南永吉里（1939年）

兴建后的西门菜场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树德里”所在的区块，位于“西门区”中部偏北地带。

中共诞生地所在的“树德里”坐落在望志路（今兴业路）西侧，建成于1920年夏秋之间，属当时法租界管辖的西门区。法租界对革命党人和政治组织而言如同一座“安全岛”：一是巡捕房任何拘捕行动须获得法国总领事许可才能执行，且批捕程序繁琐；二是法租界警务处的警力有限，尤其是对西门区这样的新区控制力不足。西门区人口流动频繁，里弄建筑内部的四通八达，易于长期隐蔽潜伏。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性事件，不仅彻底改变了20世纪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也对当下的中国政治和国际格局产生着持续影响。有关这一事件的研究，过往学者多从考订史实、分析影响及提炼意义等方面入手，而对于共产党为什么会诞生在上海、又为什么会诞生在法租界，反思不多。对于中共诞生地展开环境和空间的考察，并非毫无意义。了解这一街区如何产生，又具有哪些特性，亦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形成某些新的认知与理解。

20世纪的最初二十年，对上海而言，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大时代。一方面，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不断利用国内政治危机，一次次扩张租界，破坏中国主权；另一方面，在政治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下，上海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个新街区不断涌现，现代上海的城市骨架就此奠定。

法国人无疑是租界扩张的最后一个受益者。1914年，他们故技重施，利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之机，以“法租界不得用作反抗袁世凯政权的根据地”和“不得成为革命党人的隐藏地”等两条空洞许诺，轻易换得北洋政府对上海法租界第三次扩界的许可。这桩“一本万利”的交易，不仅使法租界获得了六倍于前的土地，同时也使上海县城以西的大片土地，脱离中国当局的管辖，进入了法租界公董局的管理范围。

扩界完成以后，为强化对新区的控制，同时也为了开发这一地区的商业价值，公董局大兴土木，启动了规模庞大的筑路计划。从1915年至1920年，东西向的辣斐德路（Route Lafayette，今复兴中路）、望志路（Rue Wantz，今兴业路）、西门路（Route Siemen，今自忠路西段）和天文台路（Rue d’Observatoire，今合肥路）；南北向的贝勒路（Rue Amiral Bayle，今黄陂南路）、白莱尼蒙马浪路（Rue Brenier de montmorand，今马当路)、菜市路（Rue du Marché，今顺昌路）和平济利路（Rue Bluntschli，今济南路），或新筑，或延伸，与之前已经建成的吕班路（Avenue Dubail，今重庆南路）一同构成了一个新街区的框架。这个新街区即是“西门区”（Quartier de Siemen），中国共产党后来就诞生在此区域内。

随着时间的流逝，西门区早已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现在已很少为人所知。它的范围大致西起吕班路，北以蒲柏路（Rue Auguste Boppe，今太仓路）为界，经白尔路（Rue Eugene Bard，今自忠路东段、济南路和太仓路）与蓝维霭路（Rue du Capitaine Rabier，今西藏南路南段，肇周路）相接。在南面通过徐家汇路（Route de Zikawei，今肇嘉浜路）与吕班路回合，总面积约为1.3平方公里。现在上海“新天地”所在的太平桥社区就坐落其间。

吕班路是区内最早建成的一条马路，也是后来法租界中部的交通要道，它的修建甚至早于法租界的第三次扩界。1900年，刚刚完成第二次扩张的公董局并不满足，继续从事着非法购地、越界筑路活动，这条马路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吕班路最初的长度仅有1.35千米，宽15英尺。路面用碎石铺成，道路两旁植有树木。另一条重要的南北向道路是贝勒路，它始建于1901年，最初命名为“峨眉路”，1906年改称“贝勒路”。第三次扩界完成后，公董局决定将其向南延伸与白尔路和西门路相交，总长度也延伸至1.853千米。中共诞生地所在的“树德里”就坐落在这条马路的西侧。与中共诞生紧密相关的另一条道路是望志路。“树德里”就坐落在这条街道的北侧。该路始建于1916年，东西分别连接吕班路和白尔路，长500米左右。1915年，公董局工程师望志（M. Wantz）因伤寒在沪去世，为表彰他为法租界城市建设作出的贡献，公董局决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条新建的马路，望志路由此得名。总而言之，在公董局的大力推动下，到1920年前后，西门区的交通建设取得了重要进步，道路网路已初步形成。

与道路修筑一同推进的是拆除老旧建筑、整理土地、铺设下水管道以及安装照明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随着这些工程的相继完成，资本开始涌入这一地区。尤其是江浙移民在1910年代后期的大量涌入，使得这一地区的房地产业开始兴起，一幢幢中式里弄建筑开始出现在这一街区。

“树德里”所在的区块，坐落在西门区中部偏北地带，即今天太平桥地区的“109”区块，由贝勒路、望志路、马浪路和蒲柏路围成，面积约0.02平方公里。在公董局和地产商的推动下，以1917年为起点，这个区块迎来了一个除旧布新的大开发、大建设时代。区内原有的破旧建筑被拆除，代之以新建的房屋和店铺。这些建筑多为砖木结构、瓦顶粉墙的中式里弄，计有福寿里、勤余坊、明德里、树德里、居仁里、昌星里、聿德里、福芝坊、敦仁里、大华里、永庆坊等。大约至1930年代中后期，这一区块已没有空余土地。

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树德里”建成于1920年夏秋之间，业主为一名李姓妇人。法租界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四处“树德里”，中共诞生地所在的树德里又常常被称作“贝勒路树德里”或“望志路树德里”。这

幢建筑有2排，共9幢楼房，坐北朝南，砖木结构，风格属于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式样，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门楣有矾红色雕花，黑漆大门上配铜环，门框围以米黄色石条。第一排5幢楼房沿着望志路而建，房屋落成不久，沿街的106号、108号（今兴业路的76号、78号）两所房屋就被李汉俊兄弟租下，1921年中共“一大”就在106号内召开。

尽管在第三次扩界后的五年内，西门区的建设开发已取得了很高成就，但尚不能将此时的西门区与后来人们心目中繁华、发达的法租界相提并论，更不能与今天的“新天地”同日而语。很多研究者在检讨中共“一大”为何在法租界召开时，常常将法租界的摩登、繁华和宜居作为一个重要论点。但1920年代和1940年代的法租界毕竟存在很大差异。因为1920年代的西门区尚处于草创阶段，不仅道路规划并未得到完全实施，区内的房地产开发也正处于起步阶段，商业机构的数量有限，人口也十分稀少。以“109区块”为例，1920年时，望志路北侧已有一些建筑建成，但南侧还没有盖上房子，还是一片菜地，在菜地的一旁仅有一座庵堂，沿马路西边的房屋也没有建造，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就像现在上海的市区和郊区的结合部位，人烟稀少，地方很冷偏。（陆米强：《李汉俊巧设中共“一大”会场》）。多年之后，随着南侧的开发与建设，整个望志路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前来辨认“一大”会址的杨淑慧不知所措，久久不能确定“树德里”的所在。

1853年爆发的“小刀会”运动，不仅为外国租界的扩张提供了第一次机遇，也为租界当局设置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警务和司法机构找到了借口。此后，伴随中国国力的一步步衰颓，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上海的中国当局对租界的警察和司法管辖权早已名存实亡，不仅华界的巡捕、警察无法进入租界办案，就连设在租界内的会审公廨，也被租界当局控制，租界由此变成了特殊的“国中之国”。这种畸形体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破坏中国主权；另一方面，客观上构成了对抗专制王权和军阀势力的一道“防火墙”。上海租界的存在，无异于在中国的专制权力上打开了一道缝隙。

对革命党人和政治组织而言，租界就如同一座“安全岛”。无论在晚清还是北洋时期，他们都会把这里作为首选的革命基地，开展思想启蒙、政治宣传，甚至策划武力对抗等活动。例如，因涉嫌上书李秀成而遭到清廷通缉的王韬就避居租界内，成功逃脱了清政府的追缉。又如“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遭到清廷通缉，也是躲入租界才得以设法出逃海外；1903年，因“苏报案”遭到清廷起诉的章太炎、邹容，也正是得益于租界的保护，才逃脱了杀头大罪，仅分别判处三年和二年监禁。

民国建立后，国内的政治环境并未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军阀当道，政治氛围变得更加压抑。“五四”前后，军阀势力控制下的北京，已呈现出政治高压的态势。相对而言，殖民者控制下的上海租界，有很多缝隙可以利用。政治生态不断恶化，大批北方知识分子纷纷南下，使得上海成为宣传共产主义等种种新思想、新理论的中心。

相较而言，在上海两租界中，法租界对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吸引力更大。这一方面是受到政治模式的影响，工部局由于不对任何组织负责，所有它的巡捕房可以直接命令巡捕抓人，而法租界巡捕房由于受法国总领事领导，因此任何拘捕行动必须首先获得后者的许可才能执行。另一方面，公共租界崇尚经济实用的理念，巡捕房更趋于为了金钱利益答应捕人或放人的要求，而法国领事却经常要坚持自己的价值理念，不肯轻易对中国当局的要求做出回应。此外，法租界繁琐的批捕程序，容易为革命党人的逃脱和营救提供机会（张玉菡：《中共建党与上海复兴公园街区》）。法租界的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客观上为中国的革命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当然，我们切不可将此理解为租界当局对中国革命的同情。

法租界能够赢得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青睐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法租界警务处（Services de Police）的警力有限，对租界社会，尤其是对新区的控制力不足。法租界的警察力量始建于1860年代，作为法租界公董局最早建立、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行政机构，警务处在法租界当局的行政体系内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也承担着广泛的职责。在和平时期，它需要担负的责任非常广泛，既包括打击犯罪、政治监控、情报搜集，也涵盖文化监察、风化管理以及城市交通管控等。因此，自该机构建立之日起，就成为法租界当局最为倚重的行政力量。尽管地位如此重要，但警务处一直存在警力不足的困扰。

在法租界完成第三次扩界后，公董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管控这一面积远大于旧区的扩展区。1915年，法租界总共被划分为四大区块，分别由四个捕房负责日常的治安的维护，分别为：中央捕房（Poste Central）、小东门捕房（Poste de la Porte d’Est）、西捕房（Poste d’Ouest）、越界筑路（Poste Extérieurs）捕房。在这一年，法租界警察的全部人数仅有603人，包括了警官、警员、翻译、园丁、警探、司机等，而此时法租界的全部人口已将近15万人。负责包括西门区在内的越界筑路捕房，仅有警察101人，其中能够包探人数只有4人，而能够出警的巡捕十分有限。

为了适应租界扩张之后的新形势，加强对新区的控制，1918年法租界警务处调整了警区分布与捕房的设置，原有的四大捕房变成五大，分别为小东门捕房、北捕房、霞飞路捕房（Poste de Joffre）、中央捕房和宝建路捕房（Poste de Poittier）。原有的中央捕房变成了北捕房，而在薛华立路建立的新捕房成为了新的中央捕房。警察人数增加为732人，西门区被划入霞飞捕房的管理范围，警察人数为145人。其中仅有华人包探3人，能够出警的巡捕人数不超过120人。长期供职于法租界警务处并担任高级职务的薛耕莘坦承，法租界警务处的警力是不足的。因此难以对法租界，尤其是租界内的各种思潮和政治活动实施严密监控。

事实上，法租界公董局在西门区的警力不足，还可以从这一地区频发的治安案件中得到反映。1921年1月10日的《申报》报道：

法捕房包探查得界内贝勒路永庆坊第十八号内私煮烟膏，秘密售烟。1922年11月29日的《申报》报道：法新租界望志路荒地上昨晨发现一具被勒毙的女尸。

1925年3月3日的《申报》报道：

法新租界望志路永吉里三十七号某姓家有余屋一间，前晨九点钟突来盗匪三人，以租屋为由，一拥入内，袖出手枪，劫去衣服现洋等共值五百余元。

现在的望志路一带已经发展成为上海最繁华的地区，今天的上海人恐难想象上述杀人、贩毒和抢劫的恶性案件。然而，一百年前，这里还是环境荒僻、人烟稀少的地段，由于警力不足，租界的社会控制力量有限，难免频发治安案件。对普通的居民而言，这个街区也许意味着混乱、不稳定和危险，但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而言，这又是一块难得的空间，因为最危险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作为一个新兴社区，西门区或者说“109区块”附近地区，对当时上海的一些特定群体和社会阶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些群体既包括同乡会、学术文化组织，当然也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团体，如“中国各界联合会总会”、“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星期评论》社以及由李汉俊主持的“新世纪丛书社”等。许多政治人物在这里留下过足迹，包括蒋介石、于右任、邵力子、柳亚子、陈望道和屈文六等。

探究这一街区广受青睐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区位合理、交通便利、房租低廉。

从区位上看，一方面，1920年代的西门区还部分保持着江南农家的景观，人口密度较小，环境宁谧，但它距离当时的市中心并不遥远，无论前往南京路、外滩，还是南市老城厢，步行一小时内可达；另一方面，这一地区早已开通电车，所以即使前往距离较远的虹口、杨树浦和徐家汇等地区，也不会感到不便。因此，对那些既无经商需求，又无上工需要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一街区尤其具有吸引力。

另一个优势是房租低廉。20年代的西门区尚处于城乡结合部，区内的房屋又多以中式石库门为主，因此较之东部旧区和西部西式住宅区，这一带的房租相对便宜。据李书城夫人回忆，李汉俊当时租下树德里石库门的价格仅为16元每月，而在相距不远的萨坡赛路以西，租住花园洋房则需要支付约80元每月的租金。

相较于其他群体，职业革命家可能更看重这一地区特殊的空间结构和居民构成。从法租界的空间布局来看，西门区以东是以公馆马路为代表的法租界旧区，商业繁盛，人口稠密，同时也是上海帮会势力的盘踞之地。而西面则是正在兴起的西式高级住宅区，人口密度较小，环境优雅。北面紧邻霞飞路，南面则靠近上海著名的棚户区和法租界工业区。因此，西门区就成了法租界贯通新旧、联系中西的要冲地带。

在西门区内，中式石库门建筑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近代历史上，这种建筑构成了老上海数量最大、居住人口最多的建筑形态。一个个石库门里弄分布于上海市区的各个角落，而一排排房屋又构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空间。石库门的前弄是大门，后弄是后门，前后相通。在空间上，通过支弄、总弄和街道相连接。此外石库门的布局和形态又极为相似，因此陌生人一旦进入其中往往摸不清方向。有研究显示，“一大”期间闯入会场的陌生人可能就是法租界密探程子卿，而他突然闯入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对树德里内部结构不了解而错入所致（朱华：《巡捕闯入中共“一大”会场新说》）。

由于租金低廉，西门区一带的石库门常常成为外来者来

到上海后的首选落脚点，这些人口流动频繁，因此这里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社区。居住在这里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既有职业革命家，也有烟馆妓院的经营者和顾客。它既是韩国流亡者的聚居地，又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场所。而此时法租界也没有建立起保甲制度，因此难以对这里形成有效的社会控制。

里弄建筑内部的四通八达，有助于预警和逃脱，而区内居民成分的复杂，又易于长期隐蔽潜伏，所以职业革命家常常将秘密据点设在西门区的石库门之内。如果说由于规模有限，树德里还无法完全展现此类建筑在开展革命活动方面的种种优越性，那仅仅一街之隔的“永吉里”则可以完全体现出这种优势。

永吉里坐落于树德里西侧，东西分别以马浪路和萨坡赛路为界。与树德里类似，望志路将其一分为二，形成了北永吉里和南永吉里的格局。永吉里始建于1922年（现已拆除改建为高层公寓），旧式砖木石库门建筑，南北两部分由八排房屋组成，共有石库门住宅80余幢。该里占地面积庞大，区内建有相互连接的支弄9条，这些支弄又分别于外部的望志路、马浪路和萨坡赛路相连。得益于此，国民党、共产党和韩国独立运动革命者都曾在这里活动。

1924年5月中旬，国民党江苏临时省党部在松江成立。由于交通不便，后迁入永吉里34号。次年8月23日省党部在永吉里正式成立，并将永吉里41号租下，作为各部办公室及宿舍。包括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内的柳亚子、朱季恂、侯绍裘和黄竞西等都曾在此处工作、生活过。“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5月30日动员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总指挥部就设在永吉里34号国民党省党部内。1919年“三一运动”遭到日本血腥镇压之后，大批韩侨流亡上海，其中大多数人就居住在西门区及附近地区。韩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卢伯麟与安重根的弟弟安恭根就曾住在永吉里。

由于常有革命分子居住在此，永吉里常常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1926年10月，法租界大批巡捕突袭永吉里34号，搜查共产党机关。由于及时撤离，巡捕并未捕获共产党员，而仅仅是搜查到了一些批评军阀孙传芳和反对现政府的印刷品及信札数封而已。但有时革命党人也未能成功逃脱。例如，1927年2月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期间，一批密探突然闯入永吉里86号，由于未能及时撤离，上海大学陈富文、闵荫昌、傅鸿鸣、戴益臣、徐春棠等六名革命学生被当场拘捕。

由于永吉里的种种优势，即使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仍在这里设置秘密据点。“四一二”事变后，罗亦农让黄竞西接替已经牺牲的侯绍裘，担负起重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左派）的重任。黄竞西返回上海后，立即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重建江苏省党部秘密机关。法租界的秘密机关就设在永吉里35号。但后来由于束炳如的叛变，导致上述机关被相继破坏，黄竞西也不幸被捕牺牲。

（作者为亚美平台官方（中国）有限公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