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19时，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张鸿声教授做客亚美平台官方（中国）有限公司人文学院“名师云讲堂”，在“腾讯会议”平台上开展了一场主题为“城市文学研究的历程”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亚美平台官方（中国）有限公司人文学院黄轶教授主持，吸引了来自校内外的一百多名师生共同参与。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的研究渐成热点，而城市文学研究是如何凸显出来、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张鸿声教授首先在现代文学史总体视野中从三个方面辩证地考察了这一问题。
一是文学史中的城市文学叙述。他概括了现代文学史的几种主要现代性叙述，包括“革命叙述”、“启蒙叙述”、“城市日常叙述”，详细地阐释了不同叙述中的主要文学形态，并对几种叙述的演进做了历史分期说明。他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以重点涵括初期革命文学、鲁迅及其杂文、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为主构成了“革命叙述”的文学史；从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思想和文化的变革，五四初期文学、鲁迅小说与散文、乡土文学、自由主义文学、“80年代文学”等成为研究的重点，由是发生了从“革命叙述”到“启蒙叙述”的文学史转变；而90年代后，又出现了建立在物质与消费现代性上的城市日常性叙述，具体体现为“晚清文学”、“30~40年代的上海文学”、90年代后文学等成为研究热点。在这三种文学史叙述的历程中，城市文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盛的过程。
二是80年代后的城市文学研究。张教授认为，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即作家作品论阶段、文学流派论阶段、文学形态论阶段，并从学术史考察的角度系统梳理了吴福辉、余凤高、应国靖、严家炎、李今、许道明、杨剑龙、李嵘明等当代学者的研究，对各个阶段代表性研究成果从特征、范式和意义价值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阐释。
三是城市文学研究对历史叙述的影响。张教授对城市文学研究历程做了辩证的审思，他认为，文学史叙述形态的演进推进了城市文学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兴盛的过程，而另一方面，城市文学研究的发展也反过来对总体文学史叙述格局发生变化、新的近代史史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是凸显出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突出价值。首先，随着城市文学及其研究的兴起，现代文学史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变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形成的以启蒙文学、工农兵文学、乡土文学为主要形态的文学史格局，逐渐转变为启蒙文学、乡土文学、城市文学鼎足而立的局面；更重要的是，随着九十年代左翼与启蒙两种文学史叙述相继弱化，在文学史叙述的等级因素中，源自城市文学的现代性，特别是日常性文学史叙述几乎一枝独秀，这在各种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著作中有着大体一致的表现。其次，对于城市文学的研究，由于得到了来自左翼意识形态减弱、市民社会兴起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的支持，进而以极强的历史阐述性出现，与史学研究中所谓 “新史学”，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方法中的注重民间社会形态、“公共领域”、行会、商会、社团研究相吻合，因此，关于城市文学与媒体舆论、大众传播、经济制度、学校教育、出版机构、流行生活等等公共社会领域的关联，又成为了新的热点，构成了某种现代中国整体史观的一种，特别拓展了新的近代史史观在学术研究和文化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通过对新时期以来城市文学研究的历程与动态进行梳理，张教授认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作家作品论——流派论——形态论——文学史论——新的近代史史观等各个阶段，有日渐超出传统城市文学题材、流派、形态研究范围的迹象。通过对海外汉学家理查德·利罕、张英进、李欧梵、王德威，国内学者陈平原、赵希方等人的城市文学研究著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人们的关注点，从“文学表现城市形态”开始转移至“文学对城市性的表达”，甚至是基于城市性表达而来的历史观念，而这一现象预示着我们已经不能固守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了。张教授将这种新的城市文学研究范式指称为“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并且从文学文本通过想象和虚构“赋予城市什么意义”、“为什么赋予这些意义”、“是怎么赋予城市意义的”等三个逻辑性问题，对这种新的研究范式突破传统反映论走向话语论的内在结构进行了深刻的阐释。
接着，张鸿声教授以上海为例，对“文学中的城市”研究这一新范式作了个案性的实操注解。他从1979年版的《辞海》中关于上海的描述开始，分析了从普遍性的城市知识到文学文本的想象、学者们的文化释读等诸多上海论述的现象，从而指出，在论述现代性为线索的上海想象时，历史上的左翼叙述突出“国家”、“革命”的现代性，而八十年代以来则侧重把日常性现代性作为主要线索，又将“国家”、“革命”的现代性搁置一边，对所谓“上海想象”的研究仍不是一种完整的“文学中的上海想象”，其实质是现代性意义的断裂。基于此，张教授提出对上海论述的个人意见，即三个关键词，分别为：表征国家进程的“钥匙”、隐含西方性的“窗口”、区别与乡土中国特征的“飞地”。通过分析，张教授指出，“城市想象”研究的基础在于将文学中的城市经验与城市叙述分离开来，也就是说，“文学中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断被赋予意义的，而不完全是城市的自我呈现；“文学中的城市”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文本意义上，或被文本意义所堆积起的，一个是实际的、作为地域存在的城市。在文学中，无论是赋予现代性意义的“大叙述”（例如：上海之于左翼解放意义，上海的霞飞路之于非中国化的消费与堕落的象征意义，上海的工人新村之于国家工业化的意义，等等），还是赋予东方性本土性的“小叙述”（例如：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笔下的上海弄堂、梅家桥等文化记忆），城市都不断被赋予各种意义，成为一种现代城市知识的共同体，并以此构筑了城市文学或 “文学中的城市”强大的现代性身份，它可能冲淡乃至瓦解城市实际的多元、复杂的东方特性，以及作家个体的城市经验。这种现象，不仅在上海城市文学研究中存在，北京同样也非常典型，而且类似的问题同样还可以对广州、武汉、南京、济南以及巴黎、纽约等国内外城市进行观察和思考。
讲座最后，董丽敏教授对张教授的讲授予以回应。董教授认为：张教授从学术史角度清晰而又系统地勾勒了“城市文学”研究范式发生发展的过程，以此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城市研究的新空间，给人以很大的启发，主要有这三点：其一，张教授展现了当前城市文学研究从“城市文学”向“文学中的城市”的研究重心的转化，这意味着“城市文学”研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内部，而是具有了跨学科研究特性，需要引入历史、理论、社会学等多种学术资源建构起更为完整的知识结构，才能撑得起这一转化；其二，张教授强调了“城市文学”研究从反映论向话语论的转化，这打破了仅仅在写实的维度上来定位文学之于城市研究的作用，凸显了文学所独有的理解和打开城市研究的方式其实更在于赋予城市以人文意义，这一认知，极大地提升了文学研究在整个城市研究中的价值；其三，张教授很好地处理了“大叙述”（现代性）与“小叙述”（本地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使得对于上海这样的“摩登城市”的解读更接地气。
张鸿声教授多年来专注于城市文学和城市文化研究，此次讲座既高屋建瓴又详尽入微，学理阐释深入浅出、精彩迭起，参会者均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