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8日下午2:30-4:40，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儒林外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周兴陆教授做客亚美平台官方（中国）有限公司人文学院“名师云讲堂”，通过腾讯会议平台，以线上的形式为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讲学。此次讲座的主题为“中国文论的古今贯通研究”，由亚美平台官方（中国）有限公司人文学院李丹教授主持。

周教授先回顾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史。他指出，20世纪初传统学术体系瓦解，现代学科逐渐建立，美学、文学理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高等教育教材中构建起来的现代文学理论，不是传统文论的自然发展，而多来自国外，或是接受外国观念撰著《文学理论》，或是直接翻译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由此，周教授列举了两种相反的观点，茅盾认为文学批评依赖于西方，而朱光潜认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学批评。然后，周教授分析了早期不同版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特点，认为1949年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多立足于从文学史的立场，研究批评史目的也是为了解决文学史的问题。针对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周教授推荐了三类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一是王运熙、顾易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和《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二是罗宗强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明代文学思想史》；三是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下卷）。周教授指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道路的分化在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属于古代文学学科，中国古代文论研属于文艺学学科。

接下来，周教授对1990年代出现的几个具有标志性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回顾，如曹顺庆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陕师大发起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讨论，章培恒的“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这些问题引发了他对于中国文论的一些思考：首先，是“失语症”引发的思考。周教授指出，要改变“以西释中”的文论阐释方式。中国文学和文论、欧洲文学和文论，是在完全不同的两个文明体系和文化背景里成长起来的，不能把生长于欧洲文化和文学土壤里的欧美文学理论命题普遍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原理”，拿它作标准来阐释中国的文学理论。在20世纪，很多人都走这条道路，比如用“纯文学”与“杂文学”解释传统的“文笔论”，用形式与内容解释传统的“文质论”“风骨论”，用继承与革新解释传统的“通变论”等等。另外，周教授也强调，要避免陷入“中西对立”的思维僵局，不要认为凡是外国的都是坏的，中国的都是好的，而完全排斥外国有益的文化资源。东西方的文学，都是人类文明的花朵，都是人类审美意识的表现，应该有相通甚至相同的一面。周教授总结道，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以我化人，参校人我、鉴别异同”。

其次，是“古今演变”引发的思考。周教授认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不能只到晚清为止，把传统与现代分为两截，应该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古今贯通的研究。他指出，一般的批评史都是到晚清结束，而现代文学批评史多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现代文学研究强调“现代性”，似乎离传统越远越好。但是他的导师黄霖先生比较重视近代，他接受老师的影响，在撰著《中国文论通史》时就立足于现代；而他比较早的切入点是编写王国维《<人间词话>导读》。

再次，是黄霖老师主编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引发的思考。周教授认为，这本书给他的启发是：改变了以往文学批评史“以人为目”的文学史编写模式，而“以范畴为纲目”，抓住中国古代的重要理论范畴和命题，突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性。

最后，是关于中国文论古今贯通的思考。这也是本次讲座的关键部分。周教授在此分享了一些自己的观点。第一，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国现代文学与文论显露出崭新的面目，与传统相比有质的飞跃。但中国的现代文论并非是西方文论的翻版，中国学者为了解决中国问题，是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引介西方文学理论的，对之做出了甄别和改造。例如，西方浪漫主义文艺思潮至少包括叛逆性、抒情性和崇尚自然等要素，但是1907年周树人在《摩罗诗力说》里介绍浪漫主义时，着力点在反抗专制权威、崇尚思想自由上；西方浪漫主义中的颓废主义、感伤主义等在现代中国只能昙花一现，并不能发生真正的影响，因为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给予它们生存的土壤。现代文论是在问题意识指导下引进西方文论，因而西方文论中不合乎中国语境、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部分都被扬弃了。凡是融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中的外来理论观念，都经过了“中国化”的过程，成为中国现代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现代文论是传统文论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新发展，两者之间并非是断裂的，而是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传统文论在现代依然存在，并没有绝灭，是现代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它被现代文论研究者视而不见而已。并且，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流脉转势的关系。数千年传统文论的发展，从来不是整板一块、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某一种力量独霸的局面，而是不同文论思想多样共存，相互纠正、相互补充。在语言方面，数千年里，文言文占主流地位并压抑甚至排斥白话文学，白话文学虽然处于弱势，但到了宋元时期，随着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和市民文化需求的增长，白话文学从潜流走向主流，从弱势转为强势。因此，从语言观的角度来说，现代文论与传统文论之间是格局调整，并非截然对立。在文体方面，传统文学是以诗词为正宗，小说、戏曲地位比较低，没有纳入“文学”的系统，与诗文相提并论。而到了现代文学里，小说、戏曲为文学的正宗，诗文地位有所下降。这种文类地位的升降，虽是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但也是传统里小说和戏曲大为发展的自然结果。除此之外，周教授还指出，传统文论思想通过新的阐释而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提及“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家在提倡新的文学观念时，努力从中国传统里寻找由头，也就是“中国化”。他们借鉴外国文明，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阐发，而使传统与现代进行对接。在这里，周教授提到了两个方面，分别是“人性问题”和“文以经世”，以此来论证这一观点。

在讲座结尾，周教授指出现代文论对传统文论的超越性，包括：纯文学观念取代杂文学；审美文学论超越了实用文学论；文艺哲学超越传统的文学伦理学；文学心理论、语言论等具体问题的理论革新；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取代过去的文论表达方式；社会史观代替过去的朝代兴衰论等等。周教授强调，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深刻的研究，建议大家做进一步的思考。另外，周教授建议大家在中国文论研究中，既要求同，即同向性阐释，也要存异，即逆向性探求。这在方法论上给予大家指导。

此次讲座吸引了两百余名校内外师生的热情参与，在互动环节周教授认真解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主持人李丹教授对周教授的讲座进行了总结与点评。本次讲座在听众的致谢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张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