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雯菲（亚美平台官方（中国）有限公司世界史系）
2020-03-28 12:10 来源：澎湃新闻
2020年2月17日，法国神经科医生、“前进党”成员维兰（Olivier Véran）正式接替布赞（Agnès Buzyn），就任法国卫生部长。临危受命，40岁的维兰直言，对抗“新冠肺炎是卫生部的第一要务”。
法国政府及媒体密切关注新冠肺炎的发展趋势，不仅因为疫情来势汹汹——法国累计确诊病例高达32964例（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3月28日数据），恐怕还与其自身面对瘟疫的经历有一定关系。从鼠疫、霍乱、天花到流感，每逢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爆发，法国均不能幸免。近代以来，尤其是1918-1919年的流感，造成了法国约12.5万至25万民众和3万士兵死亡。但因该流感爆发于一战结束前夕，对战争的关注使此次瘟疫被严重低估，以至于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被战争“遮蔽”的疫情
瘟疫以及人类与瘟疫抗争的经历是世界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瘟疫似潘多拉之盒，如在某一时间点不幸触碰其开关，后果可能是数以百万、千万人的死伤。如瘟疫遇上战争，则更为惨烈，甚至影响战局发展、国家存亡。公元前430年，伯罗奔尼撒人逼近雅典时，得知城内爆发瘟疫，于是迅速撤离雅典。瘟疫不仅影响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进程，还破坏了希腊民主政治：面对瘟疫，国家因缺乏有效的领导力与执行力，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
1918-1919年流感，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春天，结束于1919年夏季，期间有过三次疫情集中爆发期：1918年3月、1918年8月和1919年1月。因被西班牙广泛报道，遂又称为“西班牙流感”。它是中世纪以来致死率最高的瘟疫，在全世界范围内，保守估计造成约2千万至4千万人死亡，5亿至10亿人感染。医学界至今无法判明此次流感的起源地和爆发原因，不过较为普遍的一种说法是，首批患者出现于1918年3月美国堪萨斯州的福斯顿军营（Camp Funston）、底特律和南加州一所监狱。随后疾病在美国大部分地区传播开来。与此同时，受感染的士兵被派往欧洲参战，病毒在法、英、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蔓延。
流感最终也影响到了一战战局。首先，受感染及死亡病例大多为15至35岁的青壮年，瘟疫降低了物资供给和人员调配能力，且使战地及后方医疗资源变得更为紧缺。其次，流感影响到局部战事，数以万计的美、法、德国士兵患病。交战双方深受侵扰，流感加快了战争结束进程。最后，有学者指出，流感对凡尔赛和谈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和谈三巨头之一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9年4月抵达巴黎后不久便染上流感。在之后的时间里，高烧、咳嗽和腹泻不断折磨着威尔逊，使他几乎“无法动弹”。他“失去了以往敏锐的领悟力，而且很容易疲劳”，在与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的谈判中，他“突然放弃了之前恪守的原则。对于克里蒙梭想要的所有重要的东西，他都妥协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威尔逊认可了克里蒙梭制定的赔偿规则，要求德国赔款并承担发起战争的全部责任。甚至连英国首相乔治（Lloyd George）都评论道，威尔逊的“神经和精神在会议中期崩溃了”，而威尔逊的私人医生格雷森（Cary Crayson）也认为“无论是健康还是其他方面，总统的这些日子过得糟糕透了。”
1918年美国军营里患流感的士兵
法国与1918-1919年流感
“悲剧中的悲剧”，是法国学者回顾1918-1919年流感做出的总结。在法国，此次流感同样经历了三次高发期：第一波自1918年4月开始，6月底结束，以低烧和高传染性为主要特征；第二波9月爆发，10月底结束，具有极高的致死性；第三波1918年年底爆发，1919年春结束，表征与肺鼠疫、肺炭疽病相似。
法国境内的首批流感病例出现在1918年4月的瓦兹省（Oise）和吉伦特省（Gironde）。由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及战事影响，民众对其知之甚少。法国《晨报》在1918年7月6日的报道中，甚至将流感表述为法国新的“同盟军”，因为它对本国人仁慈，对敌人凶狠，重创了德国军队：“我们的士兵英勇战胜了流感。但是对面战壕里，德国人损失惨重”。流感被政治宣传所利用，成为鼓舞法国军民士气的武器。媒体还以看热闹的心态介绍了流感对英国和瑞士的影响：“在伦敦，10%的商铺停止营业；在达德利，所有学校都关门了；在曼彻斯特，70条轻轨停运……”片面性的报道向法国民众传递出如此信息：这只是一次小的流行病（petite épidémie），很快就会消失。但事实上，从4月至7月，第一阶段的流感虽然致死率不高，已具备较强的传染力。尤其是在军队当中，战壕里的脏水、污垢、寄生虫及尸体加剧了疾病的传播。1918年5月中旬，法军当中患流感的士兵数量激增，有些地方甚至50%或75%的士兵都受到了感染。7月，当大部分法国民众认为病毒已经远去时，谁也不曾想到，第二波流感正在逼近，死神悄然而至。
有学者指出，全球范围内，第二阶段的流感出现于1918年8月底法国的布列塔尼省（Bretagne）、西非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Freetown）以及美国的波士顿（Boston）。战争影响下，不同国家的士兵汇集在欧洲战场，感染者返回本国，将疾病带到世界各地。虽然至今为止，流感再次爆发的原因仍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流感的杀伤力远高于第一阶段，致死率是前者的十倍。病毒通过鼻、咽部入侵体内，在支气管和肺部迅速繁殖，引发的症状包括疲劳、胃痛、高烧（40°以上）、胸闷、血痰，接着是严重的肺部感染。在患者极度无力时，某些细菌（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球菌）趁虚而入，从而加大了死亡概率的发生。据统计，1918年9月，马赛日均25人死于流感，巴黎更是每周330人死亡。最严重时，巴黎每周有1700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流感。这一次，媒体再也不置身事外了，流感消息占据《费加罗报》（Le Figaro）、《十字架报》(La Croix)等各大报端的头版头条。政府与媒体开始向大众普及预防流感的措施，包括：1.勤洗手、勤漱口、餐后刷牙（最好使用低浓度双氧水或牙膏清洁口腔）；2.使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3.如家中出现感染患者，立即将其隔离。家里窄小的话，建议患者住院治疗；4.对一切物品消毒，勤洗衣服，尤其是贴身衣物；5.建议配戴口罩，因为口罩能够限制病毒传播。没有口罩的话，可将在沸水中浸泡过的吸水纱布置于口鼻之上，用绳子绑在耳后固定；6.将患者的痰液与福尔马林混合处理；7.不要去干燥的公共场所，尽可能待在私人住所；8.避免参加集会、避免前往敬拜场所、剧院、电影院、商场等封闭场所，尽可能不乘坐火车。另外，由于缺乏足够的医学常识，英国某些地方鼓励大众购买威士忌、杜松子酒和白兰地，而法国人则认为朗姆酒可以帮助阻挡流感病毒。
流感期间将口罩挂于胸前的儿童
官方对朗姆酒和口罩的认可使其价格迅速飙升。购买一升朗姆酒至少要16法郎，而口罩单价则达到了20至25法郎。超市开始限购朗姆酒，每人每次不得购买超过两升。阿司匹林和奎宁等药早已售空……也正是在疫情爆发最严重的10月，各类特效药、偏方的广告大量涌现，没等官方辟谣，民众已经争先恐后地去购买了。第二波疫情也使政府意识到采取措施控制流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重要性。1918年10月，法国内政部下令关闭所有公共场所，集中处理病患产生的垃圾以及对其用品消毒。国防部则重点负责将前线感染将士，但是因为没有将患流感士兵与受伤士兵隔离开来，许多受伤士兵又患上流感。自1918年5月至11月，死于流感的法国士兵达到2.2万人，1918年11月至1919年8月，陆续又有8000多人丧生。
1918年10月底至11月初，疫情有所缓解。以巴黎为例，10月27、28日，日均死亡人数是247例。到30日，数字下降至189人。11月，疫情缓解之势更为明显。11月13日，一战停战协定签署后的两天，法媒高喊：“流感像德军一样溃败了”（La grippe est en déroute ainsi que les Boches）。
但是，战胜流感的喜悦并没能持续两个月，当政府撤销了关闭公共场所的命令后，第三波流感再次袭来。这一次的病毒同样具有较高的病死率，1919年2月，巴黎一周内有900人死于流感；3月，一周也有近650人死亡。至1919年5月，疫情才算真正得到缓解。三次流感过后，法国至少有15万人丧命，著名诗人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剧作家罗斯丹（Edmond Rostand）均死于流感。它使无数个家庭支离破碎，重创社会经济发展，成为一代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病毒无国界，人类面对共同的挑战
1918-1919年距今虽然已有100年，但流感以及后面多次爆发的疫情至今令人心有余悸。当大规模流行病爆发时，我们除了感叹疾病凶险，更多的应该是从每次疾病当中汲取经验，完善疫情防控及应对机制。实际上1919年后，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病毒不分国界，疾病预防和控制是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研究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取得长足进步，第一支流感疫苗于20世纪30年代问世。除此之外，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大规模流行病爆发时，政府和媒体应该秉持信息通达，开放透明的姿态公布疫情传播动态。面对1918年第一波流感时，法国政府部门和媒体都没有采取强力干预措施，甚至以看热闹心态报道其他国家情况。这样片面的表述使民众放松了对病毒的警惕，对于后续防控工作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其次，在第二波疫情面前，法国政府与媒体号召民众佩戴口罩，避免聚众，并关闭了公共场所。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病毒传播趋势。对于欧洲当前应对新冠肺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1918-1919年瘟疫发展情况表明，疫情会有反复。政府及个人应做好充分准备，紧绷神经不放松。
最后，全球化发展至深，人类早已结成命运共同体。面对疫情，与其推诿责任，不如同舟共济，共抗疾病。战争之所以会加速疫情传播，一方面是因为人员调动影响，另一方面还与各方与邻为壑，相互猜忌有关。因此，处于和平时期国际社会更应共享疫情信息，深化国际合作，将注意力集中在疫苗研究和防控疫情等方面。只有这样，过去血与泪的教训才能对今日起到一些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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